姑念他还有点忧国之心，朕不罪他。”说毕，把下巴一摆，几个宫女和太监又赶快退了出去。

    “自朕登极以来，”他用低而沉重的声调说，“东虏已经四次入塞。崇祯九年秋，虏骑入犯，昌平失守，震惊陵寝。凡为臣子，都应卧薪尝胆，誓复国仇。可是刚过两年，虏骑又长驱而入，蹂躏京畿。似此内乱未息，外患日急，如何是好？”

    杨嗣昌跪下回答：“微臣身为本兵，不能克期荡平流贼，外征逆虏，实在罪该万死。目前局面，惟有对虏行款，方可专力剿贼。”

    “朕本来有意召全国勤王之师与虏决战，可是流贼一日不平，国家就一日不能专力对外。目前之计，对虏总以持重为上策。如能议抚，抚亦未尝不可。卿与辽抚方一藻派周元忠往满洲传达朝廷愿抚之意，是否已有头绪？”

    “臣今日接方一藻密书，言周元忠已经回来，满洲屡胜而骄，态度倨傲，且恐我朝廷意见不一，所以不肯就抚。”

    崇祯的心中猛一失望，但没有流露出来，略停片刻，又问：

    “卿打算如何？”

    “臣想此事关系国家安危，应当派周元忠再去一次，详谕朝廷愿抚之诚意。”

    “是否会走漏消息？”

    杨嗣昌是一个饱有经验的官僚，不敢像高起潜那样把实情全部隐瞒。他决定说出一点实话，替自己留个退步：

    “臣因周元忠是一盲人，平日往来辽东，卖卜为业，所以派他前去，原想着可以避免外人疑惑。可是不知怎的，今日京城里已经有了一些传言。”

    “怎么会传出去了？”崇祯有点吃惊，同时也有点生气。

    “虽然京城里有些传言，但真实情形，无人知晓。只要陛下圣衷独断，不令群臣阻挠大计……”

    崇祯截住说：“不管如何，应该力求机密，不使外廷知道才好。”

    “臣一定加倍小心。”

    “言官中有人在奏疏中提到：‘凡涉边事，邸报一概不许抄传，满城人皆以边事为讳。’为什么要禁止抄传？”

    “恐怕有些与和议有关的，有些是军事机密，不便外传。”

    “凡涉机密的，不许抄传；若行间塘报，为何不许抄传？一概不许抄传，反使大家猜疑。”

    “皇上所见极是。”

    崇祯叹口气说：“如今虏兵已临城下，且京城中已有流言，看来款事只好慢点儿进行。”稍停一下，他忽然忧虑地盯着杨嗣昌的脸孔，轻声问道：“卢象升可赞同议抚么？”

    “臣尚未见到象升，不知他是否赞同。他明日前来陛见，陛下不妨当面问一问他的意见。如象升也主张行款，廷臣中纵然有人反对，力量也就小了。”

    崇祯点点头。他感到外廷群臣在这个问题上对他无形的压力很大，并且担心连杨嗣昌也会对他的急于向满洲议和的苦衷不能够十分谅解，于是又说：

    “朕原来也是不主张行款的。无奈年年打仗，又加上灾荒频仍，兵饷两缺，顾内不能顾外，只好对东虏暂时行款。俟内乱敉平，腾出手来，就可以对东虏大张挞伐。可惜外廷臣工，多不明朕之苦衷！”

    “陛下宏谋远虑，自然非一般臣工所能明白。然如抚事告成，利在社稷，有目共见，今日哗然而议者彼时即哑口无言矣。”

    “但愿能够如此才好。”

    “昔时对俺答议款，反对者何尝不多？等到款事告成，俺答受封，贡马互市，从此相安无事，朝廷得解除西北边患，并力用兵东胡，众人始知对俺答行款为得计。今日之事，与之仿佛。”

    “卿言甚是。”

    杨嗣昌的口才确实好，几句话说得崇祯十分满意，频频点头。其实同俺答议和的一段历史，崇祯并不是不清楚。这事情发生在六十年前，他的曾祖父隆庆皇帝治世的时候。那时候国家的底子还很雄厚，加上内有张居正和高拱等名臣在朝，外有许多名将镇守九边，大明帝国的力量比俺答强大得多，所以才能够取得较好的和议结果。今天的情形恰好相反，根本不能同六十多年前的历史相比。不过由于崇祯急于要向满洲求和，所以一时不愿认真地想想罢了。

    “洪承畴同孙传庭全力追剿闯贼，”他又问，“近来甚为得手，是否能够一鼓荡平？”

    “据洪承畴、孙传庭两臣所奏，李自成所纠合之各股流贼，有的击溃，有的歼灭，有的投降，所余无几。目前大军猛追不放，四面堵截，务期一鼓荡平。闯贼欲往河南，入湖广，奔四川，均不可能，不得不从商洛山中向北逃窜。洪承畴已在潼关南边布置重兵，设伏以待，想不日即有捷报到京。”

    皇上苍白的脸孔上闪出一丝笑容，随即稍微提高声音说：

    “先生请坐。”

    杨嗣昌赶快叩头谢恩，然后起身，同时有两个太监闻声进来，在皇帝的斜对面替他放了一把较矮的檀木椅子。他刚坐下去，皇帝又叫“赐茶”，他又站起来躬身谢恩。

    崇祯的精神振作起来，刚才的困倦都没有了。他从宫女手中接过来一杯热茶，喝了一口，用庄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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