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店”、“五人党”，等等。李绍宏茅塞顿开——

    阴谋、变节分子、叛徒、反革命小集团……这一连串的名词就像音符一样在李绍宏的脑海里跳跃。完全有可能啊，他们全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对于新政权有着刻骨铭心的仇恨，他们怎么会轻而易举地甘心失去他们的天堂呢？就算他们后来为新政权做了一些工作，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投机革命，伪装进步，隐藏自己，只不过由于革命形势的巩固发展，他们才没有轻举妄动罢了。

    李绍宏为自己的重大发现激动不已，跑到地委宣传部向邱山新如此这般作了汇报，邱山新把一堆材料翻了几遍说，老李，你的调查下了很大力气，但是方向搞偏了，说肖卓然是叛徒特务搞小集团都没有证据，“四条蚂蚱”的问题早就被否定了。但是，你的调查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路，那就是他的革命动机。我跟你说过，凡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都有投机革命的倾向，你从这个角度调查他，一搞一个准。

    邱副部长拿出这个态度，李绍宏的激情虽然受到冷却，但是有一点他搞清楚了，邱副部长对肖卓然已经非常反感了，他并不反对自己调查肖卓然。

    李绍宏苦思冥想几天，终于对邱副部长的“一搞一个准”心领神会了，决定采取恩威并施的策略，先从汪亦适身上撕破口子。从表面上看，汪亦适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不敏感，而且汪亦适在皖西城解放前夕的表现，有很多可以做文章的题目。

    李绍宏找汪亦适谈了一次话，这个时候他当然不会把汪亦适划到阶级斗争的对立面上，因为时机没有成熟，他需要利用汪亦适。李绍宏首先肯定了汪亦适在外科主任岗位上的贡献，然后他给汪亦适讲了一个故事——皖西城解放前夕，几名倾向革命的进步青年积极向组织靠拢，但是江淮医科学校的地下工作负责人却视而不见，因为这个负责人是个革命的投机分子，他怕过早地接纳这些进步青年会暴露自己，直到皖西城解放前夕，这个负责人才在仓促间让他的情人以私人的名义写信号召这几个进步青年起义。为什么要用私人名义，除了技术性的考虑以外，这里面也掺杂着个人的不可告人的动机，就是把起义工作的成绩归功于他个人。由于个人主义在作怪，导致了这几个进步青年行动迟了一步，结果是，投诚的投诚，被俘的被俘。这就是投机革命的后果，而你本人就是直接受害者。

    汪亦适静静地听完，半天没有吭气，脸上也没有表情。

    李绍宏说，动机决定方法，方法导致结果。如果不是肖卓然私心作怪，敢于承担风险，早一点把大家组织起来，那么你们就会顺利起义，断不至于最后落个被俘的下场。这个结果让你背了半辈子黑锅，要不是组织上挽救，你现在是个什么命运，还很难说。

    汪亦适说，李书记，你想让我说什么？

    李绍宏说，我想让你再回忆一下皖西解放前夕地下工作的情况，肖卓然同志有没有在同学之间开展策反工作？

    汪亦适说，我看不出来，他隐藏得很深，我们那时候都以为他是国民党信任的人。不过，我认为他这样隐蔽自己是对的，因为皖西城解放前夕，江淮医科学校内部白色恐怖特别严重，地下工作的同志特别谨慎，如果他过于活跃，暴露了身份，不仅策反工作失去领导，可能还会危及其他工作。他是在引导城区游击队抓获冯百善和马庚河之后才暴露身份的。

    李绍宏说，你这样看问题不对，我们应该从另外一个方面看。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我们不能因为怕自己暴露牺牲就龟缩起来，放弃对策反工作的领导，导致策反工作行动迟缓，收效甚微。

    汪亦适说，李书记，你认为肖卓然在危险面前龟缩起来了？你怎么能这么看问题？这太荒诞了。

    李绍宏说，事实就是这样。我们清楚，你那时候是非常积极要起义的，就是因为肖卓然迟迟没有采取措施，才在皖西解放前几个小时仓促组织，像你这样能够回到革命队伍还是幸运的。在江淮医科学校里，不知道还有多少像你这样的进步青年，由于没有跟地下工作者取得联系，也就是说，被我们某些地下工作者放弃了，而被国民党军裹胁到台湾，现在还在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

    李绍宏说着，眼圈都红了。

    汪亦适惊讶地看着李绍宏说，难道你认为肖卓然可以动员整个江淮医科学校全部起义？那是不可能的。

    李绍宏说，你自己的起义行动被影响，没能成为起义人员，至今背着投诚的黑锅，在政治上一再受挫，你就从来没有想过这是谁的责任？

    汪亦适说，我想过八百遍了，是我自己的责任。老实说，我接到那封动员信之后，并没有马上行动，也是犹豫再三。如果我能当机立断，我应该是第一个到风雨桥头的。在这个问题上，肖卓然一点儿也没有做错，他的每一个步骤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李绍宏不高兴地说，这么说，你当初起义还动摇过，那你最后投诚是什么动机？

    汪亦适说，从根本上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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