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煎熬的日子里，母子俩都因此受了大苦。

    这是第一年和第二年，生活平静安乐地过去，甚至称得上是幸福。无论是婚姻，还是插队的日子，都是新鲜的，开头不久的，还有些未深谙的乐趣。队里的知识青年，都有点把他们家当作自己的家，没事时来坐坐，聊聊天。他们的插队生活，是飘零的孤苦的生活，他们的样子也很落拓，衣服是脏和破的，头发是多日不剪的，脸色是黯然、凄惶的，对待人和事是放浪和玩世的。他们没有责任心，没有拘束，说话口无遮拦，喝酒也无遮拦。他们看上去，就是这种没有着落的样子。然而，也是事无定局。他们的将来未来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还是个未知数。刘海明的，却已经在了眼前。

    事情的变化，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知识青年聚集在一起，大都是述说苦闷。这些苦闷无疑是出自对当下生活的不满，而刘海明他们，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他们的苦闷有时候就像一面镜子，照出刘海明生活的无望。刘海明也知道，他们虽然到他的家里来坐、来玩、来吃，享受着一时的安乐，但要他们用苦闷来换这安乐，他们也是不干的。刘海明听着他们发牢骚、骂娘，不时也应和几句，心里其实是比他们更苦闷的。他们的处境是简单的，而自己则相当复杂，奋斗也更曲折了。

    当这下乡之后第一次招工的消息传来，所有的插队两年以上的知识青年就都待不住了。他们往公社、县城，甚至地区跑着，探听着消息。或者是知青点和知青点之间互相跑着，交流着消息。有时只是盲目地奔走，重复着仅有的一点消息。这虽然只是一次招工，但它给知识青年们指示了一个前景，他们想，他们终还是有出路的。在人们这样四处跑着的时候，刘海明很镇定地出工、收工，照常生活。乡人们说，刘海明不用跑，跑了也白跑。人们都知道，招工条例有一则，结婚成家的知识青年不在招工范围内。刘海明听了这话，嘴上不说什么，心里是不能不有感触的。他虽然结婚生子，但他到底也是一个知识青年，有着城里生活的出身和阅历，为什么他就应该就此决定命运，做一个农民？

    然而，他是一个心计比较深的人，结婚生子的经验也使他增添了世故。由于是有家庭的人，他就要比一般知识青年更深入农民的生活，因此也更了解农民的需要。事后很久，人们才会想到，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和生产队、大队的干部是形成了一个心照不宣的协议。而这一切，也决不会如人们所以为的那样，从头到尾都是在小吕不知情的情况下做成。其实，很难想象，夫妻之间能够完全背着对方做些什么，尤其是这样一对称得上恩爱的年轻的夫妻。所以，事实上，很可能，这计划是得到小吕的首肯，只是后来苦得熬不住了，小吕便把事情一股脑儿推到刘海明身上。这样想来，刘海明实在也是很苦的。

    刘海明的心思，不久便初露端倪，那是在张主任奶奶的丧事上。

    张主任是公社的主任，家在大刘庄上，他女人又是大队的妇女主任。张主任是个很能干的主任，并且很记乡情，总是不忘为本庄谋些利益。当然，其中不乏呈能和显摆的心理。因他还是个气盛的人，特别爱听奉承话，爱别人拥戴他。但他决不是白受的，他一定记在心里，一旦有了机会，便加倍地报答。所以，他又是讲义气的。像他这样的人，朋友就很多，社会关系相当广泛。他奶奶办丧事，送花圈送丧帐的人络绎不绝，通往大刘庄的土路上，成天都是自行车的铃铛声，车轱辘碾过土坷垃，哐啷啷地响。花圈堆在他家那三间两进的院门前，白花花的一片。丧帐是挂在丧棚里面，层层叠叠，三道幕，四道幕似的。张主任家所在的生产队，歇下工来帮着办事，还正是麦收的时节。大队的知识青年，有个打头的，叫钱涛，蚌埠人，高中生。年长些，又是那类领袖型的，虽然队里的知识青年都是散在各生产队，但他有意无意地，还是担任起召集人的角色。代表大家去和队里交涉一些什么，或者将知识青年聚集起来搞点什么活动。这时候，他就来串联知识青年了。

    其时，知识青年都像飞倦的鸟儿，歇下枝来。他们无一不是碰了壁的。招工的消息听听有一大片，待去证实，却还是那么一点。他们在外边奔波，其实都是在忙事情末梢上的过节，什么单位在招工啊，有多少名额啊，公社招工由谁负责啊，县里又由谁负责啊，等等。而事情却是要从根子上起来的，这根子就是，首先要由生产队、大队推荐。没有这一条，什么都是无用。这时候，一个个都恹恹的，事情还没着手一点点，已经丧失了信心。一日近一日的招工，反变得渺茫起来。就在这时候，钱涛又把大家召拢了。分在六七个生产队里的知识青年，总共有十个，加上刘海明和小吕，就有十二个。钱涛并没有将刘海明和小吕排除在知识青年之外，而是把他们一同招呼了。这就是钱涛有威信的道理，他周到，既通政策，也通人情。

    钱涛召集大家商量什么呢？商量的是大家一同向张主任家的丧事表示点意思。他建议十一个人合送一个花圈，为什么是十一个人，那是因为刘海明和小吕算一人份，他俩是一家嘛！大家都很赞成，同时也很感激钱涛，倘若不是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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