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从其中检出几条，要求商酌。慈禧看到没有把她列为“祸首”，大喜过望，声称“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12月27 日清廷电复奕匡、李鸿章，宣布“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惟其中利害轻重，详细节目，着照昨日荣禄等电信各节，设法婉商磋磨，尚冀稍资补救。”

    ②《议和大纲》虽经清廷批准，但议和却迟迟没有什么进展。奕匡、李鸿章把这种局面归咎于张之洞。奕匡致函荣禄说：“仰荷两宫圣明”，批准《议① 荣禄：《致奎俊札》，《荣禄存札》，第409页。

    ② 《军机处寄生极大臣奕李鸿章电旨》，《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53—854页。

    和大纲》，“实中外臣民之庆”，嗣因张之洞“忽发高论，各使譁然，又添许多波折”

    ③。怨愤之情，跃然纸上。所谓张之洞“忽发高论”，是指他提出了“大纲固不能改，细目必当切商、和暂缓回銮、建立行都的意见，从而引起了一场风波。修改细目，意在减少损失；暂缓回銮，目的在于防止列强武力挟制；这两项要求都是张之洞基于忠君思想、从维护清朝统治出发而提出的。然而， 主张在长江上游滨江之处即湖广总督管辖的武汉至荆州一带建立。

    行都，把清廷置于自己的辖区，却是企图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 取代宜隶总督而成为疆臣之首。张之洞的“高论”，深得清廷的赞许。清廷饬令奕匡、李鸿章“参酌办理”，并随时电商刘坤一、张之洞。张之洞的“高论”

    和清廷的游疑，立即引起列强的警觉。各国公使召开会议，决定胁迫奕匡、李鸿章在《议和大纲》上签字画押。然而，清廷却电示奕匡、李鸿章“切勿草率画押”，张之洞也来电反对“遽行画押”。奕匡、李鸿章屈服于列强的压力，竭力批驳张之洞。他们既通过盛宣怀“力劝”张之洞“勿轻电奏”；又多次电奏，声称张之洞所言“尚未尽实”，而“暂时行都使馆”之议，“犹属谬论偏见”，“不料张督在外多年，稍有阅历，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盖局外论事易也。”他们不仅攻击张之洞，而且危词恫吓清廷，说什么倘若不准画押，各国“必谓朝廷无信，全权无权，不但不能商催撤兵，并不能止其进兵，关系利害太大”，进而公然表示：下次与各国公使会晤，“只有遵旨办理”，刘、张等“相距太远，情形未能周知，若随时电商，恐误事机。”

    ①1月10日清廷无奈，勉强照允，1月15日奕匡、李鸿章遵旨在《议和大纲》上签字画押，并于第二天将这份正式签了字的议定书连同“用宝谕旨”、“条条款说帖”一并备文送交各国公使。

    所谓“条款说帖”，就是商讨《议和大纲》细目的备忘录。据李鸿章说：

    这份“条款说帖”是他们“参酌各说”拟定的，“于详细声明之中，隐寓设法补救之意。”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把这份“条款说帖”称之为备忘录，并将其要点电告英国外交大臣兰士敦，从中不难窥见李鸿章的思想轨迹。

    如果把“条款说帖”同历次电旨、内外臣工条陈对比研究，就不难发现李鸿章、奕匡对《议和大纲》的态度，和清廷以及荣禄、张之洞所坚持的“大纲固不能改，细目必当切商”的原则是一致的，李鸿章、奕匡基本上接受了清廷和荣禄、张之洞对《议和大纲》细目所提出的修改意见，只是对下列问题持有异议：严惩”祸首”，清廷和荣禄主张从轻，李鸿章、奕匡坚持从严：

    削平大沽炮台，荣禄希望撤去炮位、兵丁，而仍留空炮台。李鸿章、奕匡赞成平毁，认为“门户之防，本不可靠，……似仍以自强为善为要”；“遵奉内廷谕旨”一语，清廷和张之洞力主删去，李鸿章、奕匡认为“各使围困日久，但藉此空文泄愤，当面并未挑过，我若于字句间求之，未免自生枝节。”

    ①清廷在批准《议和大纲》之后，要求列强早日撤军，而列强则扬言“惩祸，赔偿两事不妥，必不撤兵。”因而“惩祸”和“赔偿”就成为中外各方争论的焦点。同炮制《议和大纲》一样，关于“惩祸”和“赔偿”问题，列③ 《奕匡札》，《荣禄存札》，第7页。

    ① 李鸿章：《寄西安行在军机处》，《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30.第24—25页。

    ① 李鸿章：《寄西安行在军机处》，《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30，第23页。

    强也是先由自己商定，然后再通过奕匡，李鸿章胁迫清廷照办。

    英国公使萨道义供认，列强所以坚持严惩“祸首”，“字部分是报复性的，部分是作为今后的一种保证，因为它警告其他的人避免类似的过错。”

    ②所谓“警告其他的人”，首先是警告慈禧一伙，使其震慑于列强的淫威之下，甘心充当驯服工具。2月3 日，奕匡、李鸿章与各国公使在英国公使馆举行会谈，讨论惩办“祸首”问题。李鸿章、奕匡要求坚持“分别重轻，尽法严惩”和“懿亲不加重刑”的两项原则，遭到各国公使的拒绝。2月8 日，各国公使两次照会奕匡、李鸿章，一面要求严惩“祸首”：载勋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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