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处清军统将和偿恤难民的要求。李鸿章则凭藉袁世凯、陈树棠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6，第16—17页。

    ② 李鸿章：《急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一），电稿一，第345页。

    ③ 李鸿章：《急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一），电稿一，第427页。

    ① 李鸿章：《与日使伊藤问答节略》，《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6，第18—19、37页。

    ② 李鸿章：《述日使定议》，《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7，第1页。

    的报告、吴大澂的调查和朝鲜国王的咨文， 指明竹添应负全责，议处统将、偿恤难民之事，“一非情理，一无证据”，坚不允从，惟答以个人名义，“行文戒饬”，“俾得转场完案”。

    4月18日李鸿章与伊藤签订中日《天津条约》，主要内容是：四个月内，中日军队均自朝鲜撤回；中日两国均勿派员在朝鲜练兵；朝鲜若有重大变乱事件，彼此出兵先行文知照，事定即撤回。

    这个条约虽然暂时解决了“甲申事变”所遗留的中日之间的问题， 但却由于日本获得与中国同样的向朝鲜的派兵权，这就无异于把朝鲜置于中日“共同保护”之下，以致成为甲午战争的伏机。可悲的是，李鸿章并没有看到这一点，反而沾沾自喜。他对清廷说：

    今既有先互知照之约，若将来日本用兵，我得随时为备， 即西国侵夺朝鲜土地，我亦可会商派兵，互相援助，此皆无碍中国字小之体，而有益于朝鲜大局者也。

    ①当然，经过谈判，李鸿章对伊藤有所认识，并进而指出防日之必要。他致函总理衙门说：

    该使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摹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意于通商、睦邻、富民、强兵诸政，不欲轻言战事，并吞小邦， 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

    ②后来中日关系的演变，证明李鸿章不幸而言中了。

    “甲申事变”后 10年间，日本和欧美列强对朝鲜的争夺日趋激烈。英国想借日本之力箝制俄国，纵容日本向朝鲜伸展侵略势力。俄国则有意同中国拉关系，以与英、日抗衡。日本一面在国内专心扩充军事和经济实力；一面采取比较隐蔽的渐进的方式，扩展在朝鲜的侵略势力，比如借助美国影响朝鲜的内政外交，图谋控制朝鲜的工商业，利用清政府抵制俄国南下等。

    当时中国朝野围绕对朝政策问题，争论不休。1884年袁世凯向李鸿章建议：莫如趁朝鲜“民心尚知感服中朝，即特派大员，设立监国，统率重兵，内治外交均代为理，则此机不可失。”

    ①有人附和袁氏意见，主张废朝王，设监国。但是，李鸿章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实行这种改变中朝传统关系，用类似西方殖民体系的办法对待朝鲜的主张，必将导致列强的干涉和中朝关系的恶化，使中国陷于进退维谷之中。

    在此期间，还有人鼓吹朝鲜中立。首倡此议的是德国驻朝鲜署使。1885年初德国驻朝鲜署使建议“照泰西成法”，由中、俄、日互相立约，“永保朝鲜”，其他国家之间一旦发生战争，“不得借道于朝鲜国。”

    ②李鸿章看到这个建议后，怀疑德国署使“与日人通谋”，蛊惑朝鲜，因而拒绝接受。1886年中国驻俄公使刘瑞芬写信给李鸿章，提议中国对待朝鲜，如“能收其全国改为行省，最为上策；其次则邀同英、美、俄诸国，共相保护，不准他人侵占寸土，则朝鲜已可幸存。不然恐衅生仓猝，为他人所攘夺，后患更不可言。”

    ③李鸿章反对将朝鲜改为中国行省的所谓“上策”，认为“联络英、俄保护朝① 李鸿章：《日本议立专条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53，第25页。

    ② 李鸿章：《密陈伊藤有治国之才》，《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7，第8—9页。

    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6，第19页。

    ② 《驻朝鲜德国使署条议》，《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6，第43页。

    ③ ④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衅始篇，第14—15页。

    鲜，可称老谋深算”。他将“此意转达总署请示”，希望得到支持。不料总署答复说：“朝鲜为我藩属，求邻国保护，不合体例”，他表示“失此机会，殊为可惜”④。

    既然不能使朝鲜中立化或在朝鲜设立监国，清廷和李鸿章便采取加强控制朝鲜内政外交的干涉政策，以期巩固中朝“宗藩关系”，抗拒列强的侵扰。

    清廷根据李鸿章的建议，把“壬午兵变”后软禁在保定的闵妃集团的政敌大院君送回朝鲜，企图利用大院君钳制朝鲜宫廷；并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代替原驻朝商务委员陈树棠。李鸿章推崇袁世凯“才识开展，明敏忠亮”

    ①，堪任斯职，并特意在其头衔上增加“交涉”两字，“略示预闻外交之意”。他还致函朝鲜国王，吹嘘袁世凯在朝有“扶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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