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体统。”他从对抗日、美和加强中、朝关系出发，在章程中规定：

    “朝鲜久列藩封”，“此次所订水陆贸易章程，系中国优待属邦之意，不在各与国一体均沾之列”；中国在朝鲜享有领事裁判权；中国兵船可以在朝鲜沿海游弋并驶泊各处港口。这些都是第一次在条约上得到明白确认。当然，这个章程也不无“彼此两有利益”之处，如中朝互派商务委员“照料本国商民”；两国商船听其驶入彼此通商口岸交易， 照章纳税；准两国商民入内地采办土货等等。中朝水陆贸易章程既加强了中国对朝鲜的控制，又促进了中、朝贸易的发展。朝鲜国王致函李鸿章说：“所订章程八条，悉属公允，喜出望外，并于章程之首声明中国优待属邦，不在各与国均沾之列等语，俾小邦感奋自强，用答我大朝怀柔之至意，此诚数百年来未有之特典。”

    ①此外，李鸿章还通过吴长庆转送从天津军械所调拨的新式军械， 并派庆军营务处袁世凯主持朝鲜新建亲军左右两营的训练事宜。

    朝鲜国王认为此举使朝鲜“无兵而有兵，无械而有械，用为保邦制治之本”

    ②。李鸿章还应朝鲜国王之请，代聘前驻津德国领事穆麟德前往襄助海防商务，并选派马建常伴往联络商办。翌年6月根据中朝水陆贸易章程，李鸿章奏派道员陈树棠充任驻朝商务委员。

    “壬午兵变”后，日本政府加紧针对中国的扩军备战，并在朝鲜培植亲日势力。1884年12月日本策动以金玉均为首的开化党发动政变，劫持国王，① 《清光绪初中日交涉史料》，卷4，第28—29页。

    ②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4，第31—34页。

    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4，第43页。

    ② 《朝鲜国王咨谢贸易章程公允并验收拨给之枪炮来文》，《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4，第44页。

    组成亲日政府，宣布“废止朝贡虚礼”。史称“甲申事变”。一时人心汹汹，声称“将入宫尽杀倭奴”

    ①。保守派大臣金允植等亲至清军驻地，“匍匐辕门，抚告哀衷”，请求援助。时吴长庆已奉李鸿章之命，率庆军3营撤回辽宁驻札，留驻汉城的庆军3营，由记名提督吴兆有统带，袁世凯受命为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事务。吴、袁一面联衔上书李鸿章，要求派兵援护；一面随机应变，率兵攻入王宫，击败日军和开化党，救回被劫持到宫外的国王，恢复保守派政权。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自焚使馆，狼狈回国，金玉均等也亡命日本。

    直到12月10日李鸿章才通过丁汝昌得知“甲申事变”的消息，“殊为骇诧”。他一面电令驻日公使黎庶昌“速探，设法劝息”；一面电告总理衙门，认为“日谋叵测，明系乘中、法有事，寻衅图朝，恐祸更烈于越南”

    ②，主张南北洋派舰驶往朝鲜，进行弹压，并派大员驰往查办。12月16 日清廷决定“目前办法，总以定乱为主，切勿与日人生衅”，遂派吴大澂“乘轮督队迅往，确查酌办”。当时日本政府中，出现了和战之争。文多主和，武多主战。日本内阁考虑到日本军事力量尚非清军之敌，所以决定暂时维持和局，加紧扩军备战，再图大举。1885年2月日本派伊藤博文为全权大使、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副使前来中国谈判。其时中法战争尚未结束，一时谣诼纷纷，多以为日本会乘机要胁，提出苛刻要求。新任驻日公使徐承祖电告李鸿章：

    伊藤等“来华议事，闻要求数端，惟欲我惩在朝武弁并中日撤兵二事为极要。”

    ③前者意在将罪责转嫁给中国，后者企图清除日本侵朝的障碍。清廷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伊藤等“在津商议事务，毋庸令其来京”。4月3 日中日谈判开始在天津举行，中心议题是惩办在朝武弁和中日撤军问题。伊藤始则要求中国单独撤军，继而表示中国如肯撤军日军也可商撤。李鸿章起初答以“中国留兵在朝并非多事，似与日本无涉”

    ①，接着主张中日同时撤军，但又企图取得日本承认中国对朝鲜的派兵权。他对伊藤说：

    我有一大议论，预为言明，我知贵国现无侵占朝鲜之意， 嗣后若日本有此事，中国必派兵争战；若中国有侵占朝鲜之事，日本亦可派兵争战；若他国有侵占朝鲜之事，中日两国皆当派兵救护。缘朝鲜关系我两国紧要藩篱，不得不加顾虑， 目前无事，姑议撤兵耳。

    李鸿章本欲保留中国的派兵权，但却无意中承认了日本享有同等的派兵权。伊藤喜出望外，立即声明：“与我意相同”。

    此后，李鸿章虽然力主中国有保护朝鲜的义务和单独派兵援助朝鲜的权利，但却遭到伊藤的坚决反对和引起伊藤关于两国共同派兵权的反要求。李鸿章无奈，便向清廷请示。清廷表示：

    撤兵可允，永不派兵不可允。万不得已或于第二条内无干句下添叙“两国遇有朝鲜重大事变，各可派兵，互相知照”

    等语，尚属可行。

    ②伊藤在谈判中，还根据竹添掩饰自己罪行的报告和所谓日本被难商民的口供，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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