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处和总理衙门进行了大改组，以奕譞集团取代了奕集团，并给清流派当头一棒，从而一改“当国者益厌”的“言路纷嚣”的状况，“风气为之一变”。在这种情况下少李鸿章便很快收敛了他那主战的面孔，又返回到避战求和的老路上去，充当了与法国代表福禄诺谈判的牵线人和全权代表。

    福禄诺是法国海军舰长，被赫德称作“聪明、诡谲、富有野心的‘玩火者’式的人物”。此人在中国多年，且曾久居天津，认识了李鸿章。1s84年3 月下旬福禄诺和当时任粤海关税务司的德璀琳晤谈，随后德瑶琳便亲自赴津将福禄诺的密函交给李鸿章。福禄诺玩弄恫吓手法，企图胁迫李鸿章就范，声称：法国“拟调兵船人华，将夺据一大口岸为质，若早讲解，可电请其国止兵”

    ①。李鸿章果真被吓倒，致函总署说：“若此时与议，似兵费可免，边界可商，若待彼深入，或更用兵船攻掠沿海地方，恐并此亦办不到， 与其兵连祸结，日久不解，待至中国饷源匮绝，兵心、民心摇动， 或更生他变，似① 《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146页。

    ② 李鸿章：《致李兰孙中堂》，《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0.第50页。

    ③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④ 秦锤简：《清罢斥李鸿章片》，《中法战争》，第5册，第250—252页。

    ① 丰鸿车：《寄译署》，《李鸿章全集》（一），电稿一，第117页。

    不若随机因应，旱图收束之有裨全局矣”

    ②。这时在巴黎与法国政府直接交涉的曾纪泽，因其外交举措使得法国大感恼怒，特别是他在致德报函中，公开将中国军队在越南山西的败绩，与普法战争中法皇被掳、怯军覆没的色当一役相对比，使得法国朝野一致认为这是对法国的最大侮辱，掀起了驱曾的喧嚣。福禄诺在给李鸿章的密函中，就把曾纪泽调离法国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之一。这正合李鸿章的心意，李便顺水推舟地怂恿情廷撤销曾纪泽驻法公使的职务，任命驻德公使李凤苞暂代。此后曾纪泽虽然以出使英、俄大臣的身份，仍然对中法和战之局育所献议，但毕竟是局外旁言了。这时清廷已决心与法言和，谕令李鸿章“为保全和局起见”，“通盘筹划，酌定办理之法”，但“不别贻后患”、“不稍失国休”。其实，既然妥协议和，又怎能不贻后患、不失国体呢？清廷此举，无非是既要求和苟安，又要推卸罪责。李鸿章看透清廷险恶用心，为了避免充当任人宰割的替罪羊，也玩弄手法以应付清廷，说自己“身任疆事，分应备兵御侮，不敢专主议和，”即使“竭诚筹办”，但“今日事势至此，恐不能如前岁与宝海所订三条之妥”

    ①，他要求清廷钦派大臣前来“统筹斯事”，并对“何者可行，何者难允，先具大略规模”，使其有所遵循。情廷无奈，只得提出4项限定性条件：“越南世修职贡，为我藩属”不变；杜绝人滇通商；黑旗军不能任法国驱除；不付赔款。同时，清廷谕令廷臣集议，致使战和之争又起。5月4 日御前大臣和预博多勒噶台亲王伯彦纳谟祜领衔上《预筹和局折》，联名的各类官员竟多达158名，其中包括原清流健将陈圭琛、黄休芳、吴大澂，以及湘系要员左宗棠、曾纪泽等人，他们主张议和“收束”。而持有异议另拆具奏的只有31人，其中除了张佩纶为总理衙门大臣外，其余多是科道言宫类毫无实权的人物，如孔宪毁、邓承修、吴峋、刘恩溥等人，他们虽然主张“力筹战守”，但又表白不敢一味以“和议为非”，只恐“李鸿章为彼族所误”，“和与不和当以敌情兵力为定”。清廷支持前者，压制主战派，因而李鸿章与福禄诺的议和进行得非常快捷，从 5月6日开始会谈，到 5月11日就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款》，亦称《李福协定》，凡5款，主要内容：中国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法国不索赔款，中国同意在中越边境开埠通商；中国军队自北越撤回边界。

    李鸿章将这样一个和约，夸耀为自己交涉的成功，说福禄诺原议仅3款，是他与之“再四推敲，酌改数次，始能办到如此地步，实已舌敝唇焦”

    ①。清廷也认为条约于“国体无伤，事可允行”。其实，这是一个大伤国体的屈辱条约。赫德评论说：“这条约是我所见到的最奇特的文件，露在表面上的完全不是真的，真正的意义却在表面上一点也找不到！它念上去倒象一个李鸿章对法所得胜利的公告，而不是中国失败的记录。它容许法国在越南为所欲为，比法国国会的方案还有驰骋的余地。我认为它给了法国一张在越南的空白支票，而且是法国‘保护’中国的第一步”

    ②。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破的之论，它满足了当时法国侵吞全越、窥向中国的贪欲。茹费理“曷胜欣喜”

    地赞扬李鸿章说：“我快乐地体验到了这位政治家是用和我们自己相同的观② 《李鸿章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函》，《中法战争》，第5册，第306页。

    ① 《暑直隶总督李鸿章奏遵旨复陈法越事宜折》，《中法战争》第5册，第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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