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发”

    ①。如系就问题的实质而言，这种见解不无道理，但从李、脱谈判时期曾、李二人的举措看，其“柔”、“忍”、“让”与“刚严”的区别似乎主要不是实际主张的歧异，而是表面态度的不同。

    1883年12 月中旬，以法军进攻驻越南山西的清军为标志，中法战争正式爆发。清廷在主战舆论的推动下，公开表明武力抗敌的态度。但驻扎山西的清军统帅、云南新任巡抚唐炯却“弃军而逃”，“率行回省”，黑旗军也因寡不敌众而撤退。法军在12月16日占领山西城，致使清朝统治层中的某些人仓皇失措，甚或有撤防之议。然而这时李鸿章却“慷慨激昂”地发出主战的呼声。12月17日即法军占领山西的次日，李鸿章上《遵旨妥筹边计折》

    说：

    ……臣惟中外交涉，每举一事，动关全局，是以谋画之始，断不可轻于言战，而挫败之后，又不宜轻于言和。刘永福以新集之军隔河而守山西，本是危道；杀伤相当，弃城走险，疆域胜负，彼此何常？此意未足介意。即敌或径犯北宁，三面受兵，势颇难守。然我兵终无遵罢之理……岂可望风震慑，仓卒撤防，使法窥我内怯，要挟多端，增环海各国狎侮之渐哉？

    夫南宋以后，士大夫不甚知兵，无事则矜愤言战，一败则诓儒言和，浮议喧嚣，终至覆灭。若汉、唐以前，则英君智将，和无定形，战无定势。卒之虚憍务名者恒败，而坚忍多略者恒胜：足以知致敌之奇，终在镇定。伏愿朝廷决计坚持，增军缮备，内外上下，力肩危局，以济艰难，不以一隅之失撤重防，不以一将之疏挠定见，不以一前一却定疆吏之功罪，不以一胜一败卜庙算之是非，与敌久持以待机会，斯则筹边致胜之要道矣。

    ①纵观李鸿章此番言论，其中对士大夫“无事则矜愤言战，一败则诓懦言和”的指责，显系针对曾经攻讦过他的某些主战论者而发的，虽然挟杂私人成见，但也不失为切中时弊、合情合理之言。他对战局的分析和预测，应当说是符合实际、颇有见地的。“决计坚持，增军缮备”的主张尤为切要之见，难能可贵。而四个“不以……”之论，在对清廷的委婉批评箴劝之中，显示出从全局出发考虑和处理问题的见识。这些，都是应当肯定的。

    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此时的表态，不仅是由于谈判破裂、战局已开的形势激发了他的对外抗争性所使然，而且与清流派的活动有着密切关系。中法交涉以来，清流健将对李鸿章有打有拉，既时有责言，抨击他“怯敌”、“过于谦和”；又设法联络，力图对他施加政治影响。1883年12 月张佩纶进入总理衙门任职，他因“全力主战”，被有的外国人视为“骄矜无知和中国式爱国主义——① 曾纪泽：《伦敦复左中堂》，《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5，第8页。

    ① 《中法战争》，第5册，第257－258页。

    ‘中国人的中国，主义——的产物”

    ①。张佩纶自告奋勇赴津游说李鸿章，“鼓舞其气”。慈禧认为张氏“奋勇能办事”，批准了他的请求。张氏于12月5日抵津，逗留五日，李鸿章的《遵旨妥筹边计折》正是此后所上。李鸿章致函李鸿藻说：“日前幼樵来晤， 询悉硕画荩勤，忠诚蹇蹇，钦跳动名……洵如尊旨，只有增军备缮，一意坚持”

    ②。由此可见，李鸿章此折正是迎合了李鸿藻之意。张佩纶的天津之行，当是清流派精心谋划、布置的一次重要活动。

    正因为如此，李鸿章主战的余音未息，清流派便紧锣密鼓地出场配合。

    已出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呼喊尤力。他于1884年1月初上《法衅已成敬陈战守事宜折》，强调须“决战计”，说“事已至此，羁縻无益”，主张在越南与法军一战。由于李鸿章和清流派的一度合拍，使得主战舆论更占了上风，以致于以“转圜”为言的翁同龢，尽管“仍力言之，然无和者”

    ③。

    当然，尽管这时李鸿章与清流派表面上你唱我和，异口同声，但李鸿章的主战表态并不见得言由其衷，颇有委蛇保荣的意味。

    中法交涉以来，李鸿章处于“谤议喧腾”之中，就在他上《遵旨妥筹边计折》前夕，更有人对他激言弹劾，说他“岁费国家百万金， 而每有震惊，一味议和”，“张夷声势，恫吓朝廷，以掩其贪生畏死，牟利营私之计”，“坐拥重兵，挟淮军以揽权”，要求立予罢斥④。舆论可畏，而清流派则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舆论，慈禧对他们仍旧放纵和利用，派系斗争复杂，政局叵测。李鸿章自然不会冒然拒绝清流派的联络，招其劲矢，故作出亲而近之、迎而合之的姿态。对于其他门户，他也因事制宜，巧于应酬。

    李鸿章的圆滑并不是多余的。当时清朝统治层中确实构成一种特别复杂的多边关系网络，慈禧就是主宰这个网络中枢的蜘蛛。她的心机和下一步行动，即使李鸿章这样的权至们似乎也无法捉摸。他们似乎在沉闷的氛围里预感到一场暴风骤雨即将降临，而对他们是凶是吉、是祸是福着实叵测。1884年4月他们所预感的风云果真到来了。慈禧对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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