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为目今要务”。畿辅重地，形势严峻，“外人窥伺，内匪窃发，刻刻堪虞”，而绿营官兵腐败不堪，从中挑选加饷操练，“外貌即似整齐，实恐难当大敌”。因此，他一面奏调淮军“为拱卫畿捕之师”，一面整饬练军，装备近代枪炮，增加洋枪教官，努力提高其战斗力。平时以淮军守卫海口，练军镇守内地要冲，一旦外敌入侵，练军也被调往沿海助战。

    李鸿章深知“备位近畿”，必得“要路之助”，方能立足。然而，他环顾左右，触绪增悲。他师事近卅年、“患难相依最久，艰难时局赖共支持”

    的曾国藩，不幸于1872年3月突然病逝，这使他“忧悸欲绝”，“夜阑依斗，辄用愀然”。此时此刻，他只能表示继承乃师衣钵，使“薪尽火传”，却再也得不到“仙逝”者的余荫了。他原先所赖以疏通慈禧的奕，也江河日下，“晃荡不能立足”。慈禧对奕采取两面政策，既让他主持“权而要”的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又利用顽固派奕譞、李鸿藻牵制他。奕譞是道光第七子，奕异母兄弟，慈禧妹夫，1851年封为醇郡王，1872年晋封醇亲王。慈禧把他拉过来，使之由奕的支持者变为反对者。奕譞“疾其兄之专权，久有眈眈之意”。李鸿藻（直隶高阳人，字寄云，号兰孙），咸丰进士，1861年诏为太子载淳师傅，1864年摧内阁学士，署户部尚书。慈禧于1865 年底把他派入军机处，使之同奕唱反调。奕“当国，阴行肃顺政策，亲用汉臣”，李鸿章“尤所倚赖”

    ①。然而，奕譞、李鸿藻却秉承慈禧意旨，抑制奕及其所“倚赖”的李鸿章。1875年1 月同治载淳病死，慈禧为了继续垂帘听政，独揽大权，强立奕譞之子、年仅四岁的载湉为帝，改元光绪。奕譞“挟太上之尊，树用私人，结党相倾，恭王之势渐孤”

    ①。李鸿藻也依仗军机大臣的职权和门生故旧众多的条件，“引荐端士”，把大批新进的御史、翰林聚结在自己周围，壮大声势。这些人自视甚高，大胆敢言，议论风发，专事搏击，号称“清流”，有“四谏”、“十朋”等名称。其中张之洞、张佩纶尤为李鸿藻所器重。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晚号抱冰，同治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土、内阁学士等职。张佩纶（字幼樵，又字篑斋，同治进士）历任侍讲、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等职。他们都是直隶人，李鸿藻籍隶高阳，张之洞祖籍南皮，张佩纶家乡丰润，固结门户，相互利用。时人有云：“二张一李，内外唱和，张则挟李以为重，李则饵张以为用，窥探朝旨，广结党援”

    ②，“排斥异己”，主张整饬纪纲，反对列强侵凌，但对“师夷长技”则因人而异。

    清流派的崛起，并不是清政府允许议政的表现，清流派成员也绝不是真能改革朝政、抵抗侵略、打倒权贵的勇士。相反地，清流派是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洋务派与顽固派、湘系集团和淮系集团斗争的夹缝里钻出来的一种舆论力量，实质上是清朝统治者面临危机时进行调节的工具，是掌握最高统治权的慈禧操纵不同政治派系力量天平上的砝码，而其主要倾向则是暗中放任“清流”议论时政，当作“公论”、“清议”来牵制奕、李鸿章等洋务派。因而在同光之际，针对奕、李鸿章的政朝迭起。

    1872年御史李宏谟奏请直隶添设巡抚。11月28日邸钞刊登上谕说：“御① 刘体智：《异辞录》，卷2，第22页。

    ① 胡思敬：《审国病书》，近代中国史料丛编，第445辑，第1257页。

    ②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詹詹录，下，第32页。

    史李宏谟奏直隶政务日烦请添设巡抚一折，着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

    ③。按清制，早在乾隆二十八年就裁撤了直隶巡抚，巡抚事务由总督兼任。李鸿章就任直督兼北洋大臣刚刚两年，李宏谟就奏请直隶添设巡抚，显然意在削弱李之权势，牵制李之作为。敏感的李鸿章，一眼就看穿了个中奥秘。他致函友人， 大发牢骚：

    直省添设巡抚，言者三条，细按均未着实。吏治须藩臬帮助，巡抚只多一办例稿之人，即多一意见掣肘之人。军务本总督专责，巡抚无兵亦不知兵，从何策应？河工虽钦差大臣防护，亦不能不溃决。京官不识外事，偏又喜谈外事，言之娓娓动听，丝毫不关要害。若为复设三口游说，更为诡诈难测，官民皆穷，万万供养不起。曾文正于归并通商时，曾力持不可添巡抚之议。

    不料旧话重提，新样大翻，潞公识虑迥超庸众，谅能主持一切。鸿章私幸议准，即常驻津门，作一局中闲人，进退绰有余裕矣。

    ①所谓“私幸议准”，“作一局中闲人”，并非由衷之言，其本意是维持现状，大权独揽。遵旨会同等议的军机大臣文祥和吏部意见相左，吏部有意批准，文祥坚决反对。文祥是奕的主要帮手，被李鸿章誉为“旗人中麟凤”。1873年7月末李鸿章在写给沈葆桢的信中透露：“添设保定巡抚之议，闻系旁人觊觎添缺，遂不顾事理之当否。吏部尚欲准行，经枢垣文相力持不可，似专为迁就敝人者。其实有两京兆分管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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