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其背公藐法之私。臣因不能不寒心，以后官斯土者，更无所措手。”

    ③李鸿章所以敢于抗疏辩护，是因为他自信前此有功于清廷，并看准清廷有赖于自己筹划剿捻的调兵、集饷事宜。他抓住时机，全力反击，“聊表心迹， 以观上意之从① 《曾文正公书札》，卷25，第37页。

    ② 《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33页。

    ① 曾国藩：《复李宫保》，《曾文正公书札》，卷24，第39页。

    ② 李鸿章：《复陈子奉观察》，《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6，第27页。

    ③ 李鸿章：《复奏殷兆镛等条陈江苏厘捐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9，第5页。

    违为进退耳。”

    ①清廷从维护自身统治的大局出发，对于李鸿章及其淮军，既想操纵之以为己用，又要抑制之以防不测，因而敷衍了此公案，虽然诏责殷、王等假公济私，要誉乡党， 但又以宏开言路为由，对殷、王等免于严谴。这种结局，李鸿章竟然以为“怨谤”“已蒙昭雪”，说诏旨“以厘卡断不可裁，殷王腾谤非是公明正大，令人感激涕零”

    ②。

    李鸿章以江督身份驻节的南京，原为六代繁华的江南名城。湘军攻占南京后，秉承曾国荃意旨，对所谓“从贼者杀无赦”，“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于湘军”。曾国荃手下干将萧浮泗从天王府“取出金银不赀，即纵火烧屋以灭迹”，结果“十年壮丽天王府，化作荒庄野鸽飞。”

    ③移督两江的李鸿章交织着忧愤与悲伤之情供认：

    金陵一座空城，四围荒田，善后无从着手，节相（曾国藩）以萧[何]曹[参]

    清静治之。何贞翁过此云：谊竟废弃一切，另移督署于扬州。”虽似奇创，实则无屋无人无钱，管（仲）葛（诸葛亮）居此，亦当束手。沅翁（曾国荃）百战艰苦而得此地，乃至妇孺怨诅，当局固无如何，后贤难竟厥施，似须百年方冀复旧也。

    ④面对这种“无屋无人无钱”的惨景和“妇孺怨诅”的局蛰，李鸿章采取了某些恢复生产和稳定封建统治秩序的措施。封建士大夫们把这些措施吹嘘成所谓“尊主庇民”的“惠政”。直至李鸿章死后，两江总督刘坤一还在《江宁奏建专祠疏》中进行赞誉。

    李鸿章署理江督，虽然励精图治，但因地位不稳，时间较短，成效甚微。

    他受命刚满5个月，就突然奉命赴河洛防剿，兼顾山陕门户，以漕运总督吴棠署理两江总督，李宗羲、丁日昌递署漕督、苏抚。清廷此举，用心险恶。

    从军事上说，时值捻军主力从安徽转进河南，向西运动，而曾国藩则侧重东路，无力西顾，清廷拟调李鸿章督带号称洋枪精整为淮军之冠的杨鼎勋等部驰往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边境，“备回剿捻”，以防止捻军和西北回民义军联合抗清。从政治上说，“江督天下大缺，枢廷部臣衣食所击（系）”，岂能让曾、李久居？清廷阴谋一石二鸟：通过独立于湘淮集团的吴棠夺取李鸿章手中的两江地方实权，利用淮系李鸿章牵制湘系曾国藩，以防“内轻外重”。曾国藩、李鸿章看穿清廷用心，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曾国藩接奉廷寄，认为“措置太骤，竟日为之不怡”

    ①。他未经与李鸿章协商，就上疏抗争，声言“目下贼势趋重东路”，清军“自当以全力专顾东路”，“谕旨饬李鸿章视师河洛，该处现无可剿之贼，淮勇亦别无可调之师”，“臣今所倚以办贼者，全赖淮勇诸军，供其指麾，李鸿章若果入洛，亦岂肯撤臣布置已定之兵，挟以西行，坐视山东、江苏之糜烂而不顾”。认为李宗羲“廉正有余，才略稍短，权领封圻，未免嫌其过骤”。丁日昌“虽称熟习夷务，而资格太浅，物望未浮”，难胜其职②。李鸿章接奉廷寄，“反复筹思，似难尽妥”。

    他在《复方比部》中说：

    ① 李鸿章：《复刘松 护抚》，《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6，第32页。

    ② 李鸿章：《复刘松 护抚》，《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6，第32页。

    ③ 何绍基：《金陵杂述四十绝》，《东州草堂诗钞》。卷26。

    ④ 李鸿章：《复郭筠仙中丞》，《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6，第34页。

    ①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四年九月十日。

    ② 曾国藩：《奉旨复陈近日军情折》，《曾文正公奏稿》，卷4，第727页。

    此间叠奉批谕，督师河洛，自为秦晋门户起见，不知捻逆大股尽窜东徐，其张总愚一支留南阳者，尚非悍众，豫楚诸军当足制之。鄙人于西北形势生疏，而所部各军尽调归爵相四镇之内，冒昧前去，非特迁地弗良，岂忍夺爵相已成之局，诸将闻弟视师，必皆舍彼就此，一军两帅，牵制殊多， 况饷源全恃吴中，付托非人，转运接济终必匮乏，恐于前敌无甚裨助，而东南全局先自动摇。

    ①由此可见，李鸿章之所以拒绝视师河洛，是因为捻军主力业已挥师东指，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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