署理江督之后，奉清廷之命，在调兵、集饷两个方面支持曾国藩剿捻活动。

    李鸿章深知湘军“已成强弩之末”，曾国藩剿捻必须借助淮军，因而主动提出调拨铭（刘铭传）、树（张树声）、盛（周盛波）3军共33营近1.7万人，归曾氏指挥。同时还调其弟李鹤章随侍旌麾，“联络诸将”。当时清廷命令李鸿章派得力镇将统带劲旅北援，以防范捻军威逼京畿。据悉清廷“盼开花炮及洋枪队甚急”，李鸿章遂奏派潘鼎新率鼎军10营（包括开花炮队一营）航海赴津，准备转进景州、德州，护卫畿辅。可李鸿章又担心这支“精整可靠”的劲旅落入满洲亲贵之手，因而恳请曾国藩将其调赴前敌，“不令久留直境，致有为难。”

    ③曾国藩环顾左右，发现“金陵楚勇裁撤殆尽，仅存三千人，作为护卫亲兵，此外惟调刘松山宁国一军”

    ④，只得借助淮军远征。

    于是，他一面函告李鸿章，表示将把铭、盛、树、鼎等军“资为干城腹心”；一面上奏清廷，说这4军“皆系淮勇，经李鸿章兄弟苦心训练而成者，已调甘凉道李鹤章办理行营营务处，请旨准开甘凉道缺，并令李鸿章之季弟李昭庆赴营差遣。”⑤兽国藩还设法招致淮将刘秉璋以为己用。李鸿章虽不情愿，但因无正当理由，只得同意刘秉璋率10营移剿中原。曾国藩“剿捻”，先后调集8万湘淮军，其中湘军2万人，是大量裁撤以后留下的精锐；淮军6万人，装备洋枪洋炮，并有独立的炮兵队伍，粗具近代陆军规模。然而湘淮门户甚深。淮军虽由湘出，但却只尊其长李鸿章， 而不听曾国藩调度，6万淮军形式上拨归曾国藩指挥，而实杈仍操诸李鸿章之手。由于李干预掣时，贻③ 李鸿章：《复郭筠仙中丞》，《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6，第1—2页。

    ① 李鸿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6，第20页。

    ② 李鸿章：《署理总督大概情形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第74页。

    ③ 《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23页。

    ④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卷10，第202页。

    误战机，曾国藩曾宣言批评道：

    目下淮勇各军既归敝处统辖，则阁下当一切付之不管， 凡向尊处私有请求，批令概由敝处核夺，则号令一而驱使较灵。……以后鄙人于淮军，除遣撤营头必须先商左右外，其余或进或止，或分或合，或保或参，或添勇，或休息假归， 皆敝处径自主持，如有不妥，请阁下密函见告。

    ①经此波折，李鸿章虽然有所收敛，但并没有屈服。他在受到曾国藩批评后，致函潘鼎新说：“湘军将帅，藐视一切淮部。如后生小子亦思与先辈争雄，惟有决数死战稍张门户。”

    ②怨恨之情，溢于言表。

    李鸿章在调兵的同时，还以后路筹饷自任。自1865年6月起至1867年1月止，督军剿捻的曾国藩实收饷银11069802两，报请核销总数则为11026452两，结余43350两。这笔巨款主要是由李鸿章负责在江苏筹集的。当时兵饷“根本在吴”，而厘金为其大宗。李鸿章认为苏省疮痍之后，农田荒废，钱漕多请蠲缓，“正项既不足以养兵，必须厘金济饷”。当时只有商业尚未减色，抽厘助饷，各省皆然，何况江海通衢，“利无钜于此者”。李鸿章依仗权势，横征暴敛，引起江苏士绅的强烈不满和严厉弹劾。1865年7月江苏吴江人、内阁中书殷兆镛和江苏常熟人、给事中王宪成先后上书抨击李鸿章在江苏“霸术治民”，“恃功朘民”，“不闻德政，惟闻厚敛”，岁人厘捐达4000万两，罪不容诛。清廷据奏谕今“李鸿章将不肖委员严加裁汰，厘卡仍以归并为主，俟军务肃清，再行次第裁撤”，并将江苏厘捐收支情况“造册报部核销”。这可以说是李鸿章跻身封疆之后遇到的第一次政治危机，因而“怆惘”不已。曾国藩也忧心忡忡，致书规劝：“惟末世气象，丑正恶直，波澜撞激， 仍有寻隙报复之虑。苟非极有关系，如粪桶捐、四千万之类，断不能不动色相争，此外少有违言，即可置之不问。……总宜处处多留余地，以延无穷之佑。”

    ①但是，李鸿章却深知问题的严重性，决意不顾“合诟忍尤”

    的师训，以攻为守。他致函友人说：

    自殷兆镛奏稿发钞，知者咸为不平，不知者藉以吓制， 而吴人或因此造谣抗闹，鄙人别无他计，做一日官，带一日兵，即办一日厘捐，与其病农，不如病商，况非真病也。如有旨离任督剿，必请责成后来者为办厘饷，否则必另拨有着之饷，否则弃军撤官可也。

    ②李鸿章首先安定僚属，说“我辈所争在是非不在利害，在理不在势”，其咎与怨皆鸿章一人任之，惟赖诸公随时确查弊端，就近整顿，以匡不逮。

    随即复奏辩驳，指责王宪成“不识时务”，殷兆镛“意存倾陷”，声称“殷兆镛以苏属巨绅，为贵近之臣，不以国家大局为念，乃倡为浮议，肆口诋诬，上以眩惑朝廷之听，下以鼓动愚民之气，远近传播，使有藉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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