扛尸，尝以两尸为一杠，甚至有未气绝者，夫役曰：‘带去。’或能言未死者，则曰：‘早晚一样。’竟带去埋之。”

    ②由此可见，所谓难民局，名曰“收养”实则残害“流离失所之民”。

    以李鸿章为首的在苏南复辟的地主政权，积极维护地主利益，没收所谓“逆产”，清查庐舍田地，各还原主，尚未查得业主者，等业主续归，再行给还。因而那些曾在革命风暴打击下一度成为“惊弓之鸟”的大大小小的地主们，现在又依靠封建政权卷土重来，回窜乡里，夺田追租，劫掠农民财产。

    他们有的自称“原主”，随意圈占荒地；有的乘农民“无以自存”之际，趁火打劫，以极低的代价，“购买”农民的大片土地；有的勾串地保、胥吏之类，任意“飞诡侵挪”。

    李鸿章面对被兵地区“人民稀少，田野荒芜，蚩量孑遗仍多冻馁而死”

    的严酷现实，为了尽快地恢复和稳定封建统治秩序，还采取了“招垦升科”

    和“蠲减钱漕”的措施。

    李鸿章深知欲复元气，应首重农功，而要恢复农业生产，就必须招徕农民，垦辟荒田。1863年12 月李鸿章攻陷苏州后，采取“招垦抚恤”政策，“资遣难民回籍十余万人，并发牛种，招集流亡垦荒。”他的丁未同年溧阳陈鼐时在幕中，“赞襄其事甚力”。李鸿章虽然“日与官绅谋所以招垦抚恤② 柴萼：《梵天庐丛录》，卷7，第3页。

    ① 柯悟迟：《漏网喁鱼集》，第93、94、140页。

    ② 佚名：《平贼纪略》下，《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第304—305页。

    之方，但苦无款可筹”，①加之没有妥善章程，未能切实筹办，因而成效甚微。

    除“招垦抚恤”外，李鸿章还在苏南因地而异地奏准暂行“豁免钱漕”

    或永久裁减粮赋浮额。1863年6月始而奏准豁免太仓州、镇洋、常熟、昭文、昆山、新阳、嘉定、金山等县本年漕粮，继而奏准裁减苏松太粮赋浮额，1864年11月又奏准豁免江宁府属上元、江宁、六合、句容、江浦、溧水、高淳7县钱漕三年。清朝大吏把李鸿章的“蠲减钱漕”吹嘘为“恤民至计”，是造福于“遗黎”的“惠政”。其实在阶级社会既无超阶级的“民”，又没有代表全民利益的“惠政”。李鸿章的“蠲减钱漕”纯属地主阶级的阶级政策。

    据说减赋之议，首倡于冯桂芬，李鸿章遂请郭嵩焘与冯桂芬研究有关事宜。吴云向郭嵩焘进言并着书申述重赋之害和减赋之利。郭篙焘得吴云书后，携至幕府，与冯桂芬等互相传阅。李鸿章适至，看到是书，赞佩不已，连称“聪明，聪明！是极，是极！”因告郭嵩焘：“可即上详文”，并嘱咐冯桂芬：“老前辈即拟奏稿”。李鸿章认为此举事体重大，函请曾国藩主奏。曾国藩夏信表示赞同，请李鸿章主稿并挈衔速奏。1863年6月曾、李会奏请旨核减苏松太粮赋浮额，7月奉旨准行。

    李鸿章认为漕粮乃“天庾正供”，而苏松太三属漕粮积弊太深，急需改革，他提出应“以核减浮粮为理漕之纲，即以办理均赋为治漕之用。”

    ①何谓“核减浮粮”？在李鸿章看来，苏省钱粮甲于天下，而苏松太三属尤甲于通省，比毗连的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镇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多一二十倍。由于“赋重民穷，有不能支持之势”，所以出现了极不正常的现象。一曰：“坚持不减之名”，而行“暗减之术”。督抚部臣默许州县捏灾，致使“无岁不荒，无县不缓，以国家蠲减旷典，遂为年例。”一曰：“宫垫民欠”，“所谓垫者，岂州县之果能垫哉？不过移杂垫正，移缓垫急，移新垫旧，移银垫米， 以官中之钱，完官中之粮，将来或额免，或摊赔，同归无着、犹之未完也。”这就造成了赋额重而征收实少的问题。本来苏属全漕160万，但在咸丰朝十年中征收百万以上者仅1年，80万以上者6年，而皆有官垫民欠10余万在其中，是最多之年民完实数不过90万。

    苏松太粮漕甚重，平时都难以承担，何况战乱之余，按额征收更是难上加难。经过拉锯战，苏省“一望平芜，荆榛塞路，有数里无居民者，有二三十里无居民者，间有破壁颓垣，孤嫠弱息百存一二，皆面无人色，呻吟垂毙”

    ①，伤心惨目之状，实非郑侠流民图可比。一个常胜军的军官透露：“程[学启]和李[鸿章]就是最大的破坏者，现在遍地蔓延着的巨大灾难全都得感谢他们两人所赐。”

    ②面对这种残破局面，“欲责以重赋，责以数倍他处之重赋，向来暴敛横征之吏，所谓敲骨吸髓者，至此而亦无骨可敲无髓可吸矣。”

    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减赋”就成了历史之必然。李鸿章建议“比较历来征收各数，酌近十年之通，改定赋额，不许捏灾，不许挪垫，于虚额则大减，于实征则无减。”李鸿章的“减赋”实质上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政策，即所谓“以与为取，以损为益者，方将借减赋之名，为足赋之实。”

    减赋乃“转移之善术”。在李鸿章看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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