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武威的条件，也算是投资的天堂了。当年仇和在宿迁时为了抓引资项目，其中最突出的做法就是在用人问题上够狠。“宿迁模式”这样做：“不换思想就换人，不在状态就换人，不见成效就换人”，而且规定“排名后5名的机关单位，整个部门不得推荐、提拔人；连续两年排名后两位的，一把手要引咎辞职，并追究领导班子全体成员责任”。更有“五个一律”的要求：市直部门招商引资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整个部门一律不得推荐、提拔干部；无招商实绩的干部，一律不得提拔重用；助理类干部无招商实绩的，一律不得转正，而且到期转不了的还要取消“助理”资格；市直部门未能全面完成目标任务的，一律不得评为目标管理先进单位，并按未完成比例扣除当年干部职工的地方岗位补贴；试用干部未完成招商引资任务的，一律不得转正和提拔。仇和和“宿迁模式”后来就是因为这些狠招著称，并获得成功。

    火荣贵很想学仇和，每次大小会上总提“宿迁模式”，他到武威后不久，就响当当地在干部中提出了“严管干部，善待群众”、“以发展凝聚人心，用项目衡量政绩”这样的口号。在武威，到处可见这样的标语，甚至成了市委大院门口的春联。

    火荣贵在自己住的房子门口，还把“不拘一格用人才，无中生有抓项目”作为春联挂在那里。

    “不是我太看重项目，而是武威实在太少项目了！”火荣贵这样回答，随即他话锋一转，嗓门比老虎口的风声还大：“在武威，比项目少更可怕的是没有人才！我们最最缺的是人才！人才——”

    火荣贵是个激情澎湃的人，他说实践让他明白一个道理：作为一个有志向、有责任、有使命的人到哪个地方当领导都不可怕，“自然条件差，社会基础差，经济再落后，这些都可以改变，最可怕的是没有人，没有人才，没有与你同心同德大干事业的人和人才！武威或者整个西部地区缺的就是这个！”

    火荣贵给我扳着手指说：“市委提出‘工业强市’的战略，结果我把全市800多名县级干部理了一遍，才找到42人曾经与工业沾过边，其余的全都没有干过工业，最后像我这样一直在省机关坐板凳的人竟然也被算成‘懂工业’的人了！你说可笑不可笑？”

    可笑的事不仅是干部状况。普通人才更加匮乏。武威整个干部队伍，本科生以上的占干部总人数的16%，这个比例低于全国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到2009年底，武威全市只有3个博士生。武威真的没有人才？真的出不了人才？否也，而是一个“穷”字，让无数人才“孔雀东南飞”了！

    “这些年，连麻雀都飞了！”火荣贵介绍说，恢复高考后的30年中，武威共有56000多人考上大学本科，但仅有5000多人回到家乡工作。武威古时就有重教之风，2000年至今十余年间，这里考上清华、北大的有69人，这比例在全国地区级市里，也算相当不错的，然而这些进了名牌大学的优秀人才，竟没有一个回到武威工作。

    人各有志，即使再亲的亲人也是拉不回的，更何况，身在武威的父母们，也没有谁愿意让已经飞出穷窝窝的孩子重新回到武威。

    这就是武威的尴尬和武威之痛。

    现在武威要发展，要改变面貌，突出的难题摆在了火荣贵和市委、市政府面前。照老办法做事？矮子里拔高个，等于换汤不换药。想突破一下？条条框框如蛛丝网横在面前……怎么办？

    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火荣贵在市委班子会议和全市干部会议上，一次又一次地敲着桌子、拉着嗓门说：要想改变武威的落后面貌，唯有实现转型跨越！要实现跨越发展，唯有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必须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开创性地开展工作！

    “人才是武威发展的瓶颈。”问题清楚地摆着。人才问题不像招商引资那么简单，有人来谈，条件一合适，便可签约开工。人才问题首先要解决现有人的思想观念。

    “既然我们自己没有人，该不该从外面引进？”

    “该。”

    “那么我们就学学人家，向全国招聘。”

    “试试看，兴许成事。”

    于是在火荣贵主持下，武威在2010年底拿出11个工业领导岗位，第一次面向全国招聘。按照省里相关人才选拔要求，按照招一选十的办法进行。花几十万元在中央大报上刊登广告后一个月，来报名的竟然只有20人。

    甘肃武威？没听说过那个地方呀！有20人报名算是阿弥陀佛了！组织部对报名的20人一核查，有8人不符合基本条件。12人报名，竞争11个岗位，怎么弄法？不符合招聘办法呀！只好流产。

    武威面子大失。火荣贵和市委班子深感“武威之尴尬”。

    火荣贵是个不服输的人，他和市委班子已经下定决心要改变武威面貌，也就不太在意“面子”了！

    “武威如此缺高端人才，有没有啥捷径可走？”一天，火荣贵问组织部长李明生。

    “有啊！省里前年与清华大学签订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每年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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