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书记长的职务，后来才发觉越来越棘手，便自动请求调换工作，没有好久，他就外放了。当然给他的职务不会低，我只记得他曾经担任过川康区区长和西北区区长等外勤单位中的重要职务。一九四三年后，又把他调回军统局任副主任秘书，当时毛人凤是代主任秘书，因主任秘书郑介民兼任了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戴笠便把他的亲戚小同乡毛人凤调来代替郑介民，实际上等于替他在军统局来负责。那时戴笠已成为红极一时的人物，身兼中关合作所主任，财政部缉私署署长，战时货物运输局局长，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处长……等要职。而毛人凤在军统中的资历远不如张严佛，他过去只是在陕西一个县政府当秘书，抗战期间才经他的弟弟毛万里介绍到戴笠身边书秘书，对军统的业务不及张熟悉。所以才又把张严佛调为内勤，以辅助毛人凤。

    这回张严佛学乖了些，处处以毛人凤的意志行事，也从不去直接找戴笠出主意提建议，戴笠离开重庆时，蒋老先生找毛人凤去问话，他从不要求同去。有时毛人凤不在家，蒋要找军统的负责人，他也从不前往，而是到处去寻毛人凤。实际上，他过去代替邓文仪是经常和蒋见面的。因此他和毛的关系处得很好，渐渐地戴也对他真正信任了。过去调离他的特务处书记长时，是为了好直接去掌握邓文仪的那批人，免他在中间作梗。十来年后，邓系人物已全部被同化了，所以才让他再回来帮助毛人凤。由于张严佛鼻子歪，还闹过这样一次的误会。有次，由军统负责看守的张学良将军，大发脾气，戴笠平日遇到这种情况，总是自己赶去劝慰一番，那次实在抽不出身，便派张严佛代表他去一趟。当负责看守张将军的特务队长刘乙光把张严佛领着去见张将军时，他—看到来的是这样一个身材不高鼻子歪在—边的客人，心里更不愉快，但因是拿着戴笠的亲笔信来的，又不能不敷衍一番，可是一经交谈，便立刻发觉对方是一位不平凡的人，不但很识大体，而且说出的话非常诚恳，都能打进张的内心深处，使张感到十分安慰，便一再要求他多住几天，才让他回去。后来．他们便成为要好的朋友一样了。张严佛在军统局担任副主任秘书期间，对毛人凤做到尽力帮助，当时毛对外勤单位的情况完全不了解，张任过两次区长，所以许多事毛都先找他商量，才向戴笠建议或对外勤以戴的名义发出指示。可是等到戴笠一死，毛人凤当上了副局长，便大权一手抓，局长郑介民的兼职多，也不愿多过问军统局的事，照理，张严佛该得到毛人凤的重用了，结果出张意外，当抗战胜利，些军统大员都纷纷去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大搞五子登科时(即接收房子、车子、金子、票子及女子)，毛人凤却任命他为重庆结束办事处处长，主待军统局的结束工作。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后，军统局改为国防部保密局，编制缩小。原在重庆的一个破烂摊子和一大批裁汰下来的人员，都交给张严佛去处理，对张最大的安慰，仅是让他住进戴笠在曾家岩的豪华公馆和一辆漂亮的小轿车。张严佛对此不但无怨言，而且认真负责工作，特别是安置几千名裁汰的中小特务，费尽心思，虽然这样，后来还是和毛人凤发生了磨擦。因抗战胜利后，都想着抢先去沦陷区搞接收。由重庆去各地的交通工具最快的是飞机，当时中央、中国两航空公司的飞机不但数量少得可怜，一共不过二十来架，而且搭乘飞机都得经由军统控制的航空检查所批准才能买到机票，最后一任航空检查所长，是由沈醉推荐的。沈醉推荐他的目的，也是想控制机票。毛人凤的老婆向影心，便通过此人的关系，大搞走私活动。当时许多大城市的黄金美钞等价格相差很大，如果通过飞机运送，举手之间便可一本十利。此人以为有毛和沈醉的后台，对张严佛不放在眼里，张严佛也从不想通过他去搞这些活动，当此人有恃而无恐地大搞特搞、弄得声名狼藉时，张严佛就把他当面斥责，他满不在乎的和张严佛顶起嘴来。张严佛一怒之下，将其扣押，并把他的罪行详细向毛人凤汇报。毛人凤表面不得不同意，暗地里便怀恨在心，按照军统局的纪律，象这种罪行是足够处死刑的，可是毛人凤却只把他关押几个月便释放了。而在一九四七年冬，毛人凤取代郑介民当上了保密局局长后，张严佛在重庆的结束办事处也结束了。按情理应当给张个相当重要职位，即使不保举他当副局长，局长办公室主任(相当于军统局的主任秘书)，也应该轮到张严佛了。可是，毛人凤却给他安排一个有名无实的设计委员会主任的闲职，使张严佛很失望。

    张严佛对毛敷衍了一个时期，便脱离军统而去湖南投奔程潜，在湖商省政府当了一个办公厅副主任。程潜和张严佛是小同乡，对他的能力很赏识，湖南起义，他也跟着算是起义了。不料，毛人凤派持务焦玉印等，将随同程潜起义的长沙省会警察局局长的军统特务刘人爵暗杀于浏正街刘的寓所后，有人对张严佛已有些怀疑，再加上有几个从香港去长沙搞秘密活动的军统分子去找张严佛的时候，他念过去旧情，没有揭发检举，最后便被捉到将官战犯里去了。

    张严佛原来不是在北京战犯管理所改造，因为他一九三七年任西北区区长时，从延安派到西安，担任八路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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