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后，毛主席以林彪、罗荣桓的名义写了一封致傅作义的信。此信很可能跟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日傅作义在攻占解放区重镇张家口后在报纸上刊登过一封有侮辱性的《上毛主席书》有关。傅作义当时声称，如果共产党胜了，他傅某甘为毛主席执鞭。谁知刚刚过了两年多时间，形势急剧逆转，解放军兵临城下，傅作义不得不考虑如何才能够为自己的军事生涯划上一个体面的句号。毛主席在给傅作义的信中，历数傅作义在三年内战中追随蒋介石犯下的罪行，声称要追究傅作义的内战责任。胜利者的志在必得溢于言表。

    毛主席的信措辞过于严厉，不仅邓宝珊将军看了大感意外，就连傅作义的共产党籍女儿傅冬菊也担心此信会刺激傅作义。作为和平大使，苏静这时一方面敏锐地感觉到这封信可能是毛主席亲自写的，不能不送；但是又认为傅作义作为一代名将，也有极强的军人自尊心，万一看到信后思想发生变化，前面的努力可能要功亏一篑。思前想后，苏静向上级建议此信还是暂时不送给傅作义本人。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人表示同意。结果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前，信只送到傅作义的女儿那里。

    后来事实证明，傅作义确实接受不了那封信。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人民日报》刊发了该信全文。本来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已经宣布蒋介石等四十余人为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傅作义也名列其中。傅作义当时就对中共的“既往不咎”的宽大政策表示怀疑。傅作义的亲信开导他说：“这一定是中共一批青年干部做的，毛先生一定不知道。”和平起义后，傅作义心中始终有个疙瘩——害怕中共算旧账。现在看到毛主席的信，傅作义情绪异常激动，更加认定中共不信守承诺，连忙写信给林彪和罗荣桓，表示：“两年半戡乱战争的严重灾难，我愿担当错误责任，愿意接受任何惩处。”

    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举行北平入城式，经过前门大街与此同时，傅作义旧部在思想上也产生波动，事态开始复杂化。林彪接信后连忙宴请傅作义，作了大量解释安抚工作，才使事态有所平息。傅作义还是不放心，决定亲自到西柏坡向毛主席负荆请罪，也是为了进一步摸一下中共的底。

    一九四九年二月下旬，傅作义到了西柏坡后，受到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热烈欢迎，毛主席再次郑重代表中共向傅作义作出既往不咎的保证，并当场列出傅作义为和平解放北平立下的功劳以及抗战期间为中华民族所做的卓越贡献。傅作义这才在思想上完全放下了包袱，全身心投入到争取绥远旧部接收改编的工作中去。

    苏静的冷静变通尽管很微妙，但是随着傅作义思想认识上的进步和对北平和谈中细节的了解，对将他引向光明的和平使者苏静将军充满了感激之情，同时也为他的睿智和胆识所倾倒。倘若傅作义将军在起义前看到毛主席的信，很可能因一时义愤作玉石俱焚之举。解放后，傅作义将军送给苏静许多礼物包括毛衣、手表等当时的奢侈品，成为二人友谊的见证.

    苏静将军三次参加了与北平谈判代表的谈判，起草了《会谈纪要》、《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苏静将军穿长袍，戴礼帽，与北平谈判代表邓宝珊先生一道进北平城，与傅作义谈判，顺利达成北平和平解放十八条协议。北平和平解放，苏静将军功莫大也。

    苏静非常注意细节，一生谨慎，又文而有节，在“特殊时期”中以高尚的政治品质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赏。特殊时期期间，苏静将军任铁道部任军管会主任期间，对两派群众“一碗水端平”。某日，陈伯达、谢富治等人至铁道部召开群众大会。会前，谢富治于台上手持麦克风，呼左派组织头头上主席台就坐，而置另一派于不顾。苏静将军见状，取麦克风大声呼另一派代表上台。陈伯达、谢富治等不悦，愤然离席而去，苏静与另一派于台上。而将军则泰然处之，也带另一派代表离席，独留下一张空空的讲台，顿时会场大乱。僵持不久，陈伯达、谢富治等人也只能重新上台勉强将会开完。会后，“打到苏静”大标语铺天盖地而来，但苏静将军顶住压力，继续坚持保护余秋里在内的被打成右派的老同志。

    苏静参加革命后，长期在林彪手下工作，和林彪的关系当然也不一般。平型关大捷后，林彪被国军误伤，当时就是苏静将林彪扶下马靠在了路边。解放战争后期，由于苏静的出色表现和林彪的赏识，苏静又担任了第四野战军的副参谋长。

    解放后，苏静家离林彪家只有一条街之隔，步行也顶多十几分钟，然而苏静到林彪家也只去过两次。一次是在编写《毛主席选集》有关东北战场的注释时，罗荣桓让苏静到林彪家征求意见；另一次则是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不久，林彪在家中召集参加军管干部了解军管情况，而且去之前苏静已经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按说，苏静即使经常到林彪家走动走动也无可厚非。相互走动也是组织纪律允许，人之常情。苏静为什么没有继续保持和林彪的亲密关系呢？是他早就看出林彪在政治上要栽大跟头，还是另有隐情？然而，苏静在一次同子女的谈话时却给出了这样的答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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