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通知丘吉尔和罗斯福，他准备与西科尔斯基总理的波兰流亡政府绝交，因为这个政权听信法西斯的诽谤。丘吉尔和罗斯福呼吁斯大林不要这样，希望他维护盟国之间的团结，共同对敌。丘吉尔认为，即使波兰政府愚蠢到听信德国的指控，但盟国之间没有时间争吵，我们必须打败希特勒。但是，四月二十五日，苏联还是宣布与波兰政府断交。一九四三年十月初，苏联红军解放了斯摩棱斯克州。苏联政府成立了“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在卡廷森林枪杀被俘波兰军官事件确认和调查特别委员会”，针对德国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三日声明，组织了一个“反调查”，邀请了西方记者数十人，由向导带领对卡廷森林的大墓进行了一次参观。此举目的是要外国报刊相信，在那里挖掘出来的波兰人尸体是德国人在一九四一年夏末秋初枪杀后掩埋的，并不象德国人先前控告的那样，是俄国人在一九四零年春天干的事。记者们被指点看了七座大墓，然后又看了苏联医生正在进行的许多尸体解剖，医生把一块块脑、肝、脏等放在餐碟里展示，并大声说机体组织很新鲜，意思是说这些是两年前的德国人所为而不是三年前的俄国人所为。美驻苏大使哈里曼的女儿、战时情报处工作人员凯思林是这个记者行列中的一员，她写道：俄国人从波兰死者的口袋里掏出来的文件中，发现一份日期是一九四一年夏的信件，这倒是个极好的证据，但是，也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例如有些死者的口袋里有一九四零年三月和四月的报纸和信件，包括一份四月十一日的《消息报》，这点点滴滴的证据正好与苏联论点相抵触。西方记者不得对五个证人提出问题，许多证词听起来很流利，好象经过仔细排练似的。凯思林最后指出，总的来说，尽管有些漏洞，证据混乱和自相矛盾，俄国人的论点还是有说服力的。

    这件事情我想陆先生肯定是知道的，我相信此时你估计也相信是德国人干的吧，我告诉你，这件事就是苏联人的干的，这也是我最不耻斯大林的行为，敢做不敢当，我现在已经和纽伦堡的国家法庭联系了，要是真的需要我去作证的话，我会毫不犹豫的去作证的，现在我来告诉你真相。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四日，波兰红十字会应德国占领当局的请求，派出一个由四名技术委员，一名总部代表．即波兰红十字会秘书长卡.斯台尔仁斯基组成的五人调查团，前往苏联的德占区斯摩棱斯克调查波兰军官坟墓。四月十五日，调查团到达斯摩棱斯克。当晚，德国当局提供了一份关于屠杀情况的报告，经过技术委员同当地居民进行几周的调查，证实了这份报告中如下情节属实：“当地铁路工人、农民说，从一九四零年三月初到四月下旬，每天有两到三辆装满被捕的波兰军官的车厢偷偷地运到格涅日多夫站来，他们被汽车运往铁丝网围绕的区域……”

    其中一位还证实说：“每天都能听到许多喊声和枪声。”四月十六日上午九点钟，调查团到达卡廷，这里距离公路只有几米远。在坟墓之间林中的旷地上，放着被法医检验过的波兰军官的尸体。斯卡尔仁斯基说，他仔细查看了所有的尸体，他们的伤口无例外地是用转轮手枪子弹打的，子弹打进后脑勺从前额出来。很显然，伤口是同一性质的，射击的是同—个方向，所有的射击都是用手枪．所有的军官都是近距离站着被打死的，部分尸体被紧紧地背绑着手，这可能是他们进行过自卫和反抗。他们身着波军军服，佩戴着奖章、装饰品、校级的标志，裤子和鞋这些东西都尚完好。

    他还特别仔细地看了两位将军的尸体，他们被证实是斯莫拉文斯基将军和博哈罗维奇将军，这从他们的将军级镶条的标志上可以看出。从大量的死者日记中，人们发现了大屠杀的受害者之一索尔斯基少校被杀之前的一份记录，记录就在索尔斯基少校的尸体旁边，这份记录的时间是一九四零年六月九日，记录者说：“那天凌晨三时三十分，一小分队波兰军官被苏军从被关押的白俄罗斯的一个军营科泽尔斯克带到斯摩棱斯克，早晨五时前几分钟，我们被叫醒并被押上囚车，我们到了一个小树林，看来那里是一些别墅。在那里，除了腰带和铅笔刀外，他们取走了我们的戒指和手表，那时手表的指针指向六时三十分，他们会将我们怎么样？……”大约几分钟之后，索尔斯基少校即遭枪杀。

    从屠杀时起，在路两旁所植的松树生长的情况可以看出，屠杀是在一九四零年春天，植物学家也作出同样的判断。关于尸体的数目，斯卡尔仁斯基认为应为四千多人。四月十七日，他回到华沙，技术委员继续留在那里。四月十八日早晨，他口头向红十字会总部报告了卡廷之行。报告要点包括：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有大批已被发掘的波兰军官坟墓；从这些尸体伤在同一部位可以看出，这是一次大规模的集体行刑；从尸体旁找到的纸张可以断定，屠杀的时间是在一九四零年三到四月间，迄今为止，只能确定少部分约一百五十人被害者的姓名。波兰红十字会技术委员在卡廷森林自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五日工作到六月七日，法医共检验了四千二四十三具尸体，其中二百三十一具尸体被分别埋在六个大墓穴里，两位将军被分别单独埋着。每个墓地的面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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