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一下子找到了可以悠然自如地展示形形色色死亡情景的操练场：隐喻夭折少女的绿蚂蚱浮出了记忆的水面（）；噩梦中漂浮着碎尸的下水道成为精神错乱少年的日常意识，夜夜尖叫不止的象征死神的老鼠窜来窜去（《血钞票》）；故乡传说中的毒虫之王“蛊”在现代都市中重现，带来一连串的诡异死亡（《蛊之女》），等等。但是在他的小说中，诡异、恐怖的死亡意象从来不是超验的、凭空虚构的，而是深深地植根于他的闽西故乡的经验中。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是充分挖掘本土化的恐怖元素；但从李西闽个人心理的角度去看，则是一种对记忆充满快感的宣泄。

    三、一个时期的乡村图像

    如果只是从恐怖的角度抒写种种诡异的死亡经验，李西闽可能会使自己的写作永远拘囿于恐怖类型的小说，而无法超越自我。好在他的文学追求是多样化的，他观照死亡的角度也不只是恐怖一种。在他的精神中，比“钻入脑髓里的蚂蚁”、“暗夜中的红毛老鼠”、“毒虫之王——蛊”、“停尸间一闪而过的死者眼睛里的绿光”等象征死亡的恐怖之物更为恐怖的，是赤裸裸的社会现实的冷酷。这一切跟他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经历过苦难的乡村生活密切相关；这也致使他的文学写作常常超越恐怖的视角，撇开一切夸张和虚饰，转向对现实生活更为直截了当的严肃抒写。

    这些年，一些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导演纷纷在他们的作品中抒写起他们亲身经历过的七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生活，比如小说《西北偏北》《扎根》《兄弟》，电影《我的兄弟姐妹》《孔雀》等。那个时期的普通人的生活充满了艰辛、友谊、欢乐、荒诞、苦涩，甚至苦难。李西闽的长篇小说正是一部非常典型地反映他这一代人所经历的七十年代乡村生活的作品。与众不同的是，他选择的进入那段生活的角度不是一般的或苦难，或荒诞，或温馨的回忆，而是实实在在的死亡。在这部书中，他一口气写了二十多起死亡事件，死亡就像一条崎岖的山路，将那个时期发生在乡村的典型事件联结成了一个完整的图景。文化批评家朱大可说：“它是客家人的死亡谱系，或说是一份客家人生命的年表……不仅维系着我们对于生命的挂念，而且成为心灵史中最坚硬的部分。”但在我看来，这部绝非一般意义上的乡土文学的小说，所展示的不仅是客家人的死亡谱系、生命年表，而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展示了一个时期中国乡村民众生生死死的全息图景，那些像梅雨季节连绵的雨水一样既普通又稠密的死亡事件，勾画出一个时期中国乡村的逼真图像，那些在苦难和荒诞的现实中艰难生活的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尽在其中得到呈现。

    死亡是李西闽这部小说的主角，而让我们看到死亡的种种表演的则是一个过早丧父的少年——黑子。失去父亲后（失去庇护的象征），黑子跟着母亲来到异乡曲柳村（无疑象征了所有的中国乡村）。于是，透过黑子童稚的眼睛，一幕幕真正属于乡村的死亡和与之相对的生命，诡异的、卑微的、夸张的、悲剧的、荒诞的，浮出历史的水面：因破伤风死去的无赖少年老四；因不堪忍受恶妇而将自己活活累死的懦弱丈夫李来福；被造反派像杀死一只猪一样用杀猪刀捅死的王时常；为了让家人快乐，患了绝症的李远新的父亲一天吃一只鸡而死；为了除让儿子心满意足地娶到心仪的姑娘，飞身往车轮下撞去的李文魁；因为不被所爱的人接受而最终跳河自尽的美丽盲女碧莲；春天来到曲柳村，秋天就被倒塌的泥屋压死的右派知识分子朱碧涛；代表人间正义、仁慈，象征大地母亲的赤毛婆婆的圆寂……少年黑子就是伴随着这些意义非凡的、不断冲击着他的敏感心灵的死亡事件而成长起来的。黑子仿佛是每一个经历过乡村生活的人的化身，他所经历的这些死亡事件会让你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而阅读这部小说会让你情不自禁地重温过去的经验，抚摸成长过程中每一个珍贵的记忆。因此，黑子参与、观察、记录的这些像乡村的野草一样常见的生与死，其实就是一部沉重的心灵成长的历史。

    李西闽写作这部书的雄心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他所说，“我们在记录一些崇高的死的同时，也应该记录那些卑微的死，是太多卑微的人的死构成了我们民族的心灵史。”但是，他在小说中极少直接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是只陈述事实。这也是为什么这部小说采用了更具话本风格的叙述方式。这种叙述方式快捷直接，使整部小说像一部文献，一部记录历史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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