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外，克利斯朵夫对于力的崇拜，德国人对于拳头的信仰，更是奥里维和他的同胞不甘信服的。

    而克利斯朵夫也不能忍受奥里维的讥讽，常常会因之大怒；他受不了那种翻来覆去的推敲，无穷尽的分析，仿佛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是非，——在一个象奥里维这样看重节操的人，那是很奇怪的现象，但它的根源就在于他兼收并蓄的智慧：因为他的智慧不愿意对事情一笔抹煞，喜欢看到相反的思想。奥里维看事情，用的是一种历史的，俯瞰全景的观点；因为极需要彻底了解，所以同时看到正反两面：他一忽儿拥护正面，一忽儿拥护反面，看人家替哪方面辩护而定；结果连他自己也陷于矛盾，无怪克利斯朵夫看了莫名片妙了。可是在奥里维，这倒并不是喜欢跟别人抵触或标新立异，而是一种非满足不可的需要，需要公道，需要通情达理：他最恨成见，觉得非反抗不可。克利斯朵夫对于不道德的人物与行为，往往夸大事实，不假思索就加以批判，使奥里维听了很不舒服。他虽然和克利斯朵夫同样纯洁，天性究竟没有那么顽强，会受到外界的诱惑，濡染，接触。他反对克利斯朵夫的夸张，但他自己在相反的方面也一样夸张。这个思想上的缺点使他每天在朋友前面支持他的敌人。克利斯朵夫生气了，埋怨奥里维的诡辩和宽容。奥里维只是笑笑：他很知道因为没有自欺其人的幻想才有这种宽容，也知道克利斯朵夫相信的事要比他多得多，而且接受得更彻底。克利斯朵夫是从来不向左右瞧一眼，只顾象野猪一般望前直冲的。他对于巴黎式的quot;慈悲quot;尤其厌恶。他说：

    “他们宽恕坏蛋的时候，最大的理由是作恶的人本身已经够不幸了，或者说他们是不能负责的……可是第一，说作恶的人不幸是不确的。那简直是把可笑的、无聊的戏剧上的道德观念，荒谬的乐观主义，象史克里勃和加波①所宣传的那一套，拿来实行了。而史克里勃与加波，你们这两个伟大的巴黎人，最配你们那些享乐的，伪善的，幼稚的，懦怯的，不敢正视自己丑态的布尔乔亚社会……一个坏蛋很可能是个快乐的人，甚至比别人更多快乐的机会。至于说他不能负责，那又是胡说了。既然人的天性对于善恶都不加可否，因此也可以说是起于恶的，那末一个人当然能够犯罪而同时是健全的。德不是天生的，是人造的。所以要由人去保卫它！人类社会是一小群比较坚强而伟大的分子建筑起来的。他们的责任是不让狼心狗肺的坏蛋毁坏他们惨淡经营的事业。”

    这些思想实际上并不和奥里维的有多大分别；但因为奥①史克里勃为十九世纪法国通俗戏剧作家，加波为法国近代新闻记者兼剧作家。里维本能的要求平衡，所以一听到战斗的话，就特别表示出游戏人生的态度。

    “别这样的忙乱，朋友，quot;他对克利斯朵夫说。quot;让世界灭亡罢。象里头的那些伙伴一样，正当佛罗伦萨城在蔷薇遍地，杉树成荫的山坡底下为黑死病毁灭的时候，我们且安安静静的欣赏一下思想的园林罢。”

    他象拆卸机器一样整天的分析艺术，科学，思想，希望从中找出些隐藏的机轴；结果他变得极端的怀疑，一切现实的东西都变为精神的幻想，变为空中楼阁，比几何图形都更空虚，因为几何图形还能说是满足思想上的需要。克利斯朵夫愤慨之下，说道：

    “机器走得很好；干吗把它拆开来呢？你可能把它搞坏的。而且你的成绩在哪儿？你要证明些什么？证明一切皆空，是不是？我也知道一切皆空。就因为我们到处受到虚无包围，我才奋斗。你说什么都不存在吗？我，我可是存在的。没有活动的意义吗？我就在活动。喜欢死亡的人，让他们死罢！我活着，我要活。我的生命在一只秤托里，思想又在另一只秤托里……思想，滚它的蛋！……”

    他逞着暴烈的性子，讨论问题的时候不免出口伤人。他说过就后悔，恨不得把话收回来；但听的人已经受到伤害。奥里维是很敏感的，脸很嫩，话重了一些，尤其是出之于他所爱的人，他简直心都碎了。但他为了傲气，把这一点憋在肚里，只退一步做着反省的功夫。他也发觉他的朋友象所有的大艺术家一样，会突然之间流露出无意识的自私。他觉得自己的生命有时候在克利斯朵夫心目中还不及一阕美丽的音乐可贵：——（克利斯朵夫对他也不隐瞒这种思想。）——他了解克利斯朵夫，认为克利斯朵夫是对的；但他心里很难过。

    并且，克利斯朵夫的天性中有各式各种骚乱不宁的成分，为奥里维摸不着头脑而很操心的。第一是那种突如其来的古怪而可怕的脾气。有些日子，克利斯朵夫不愿意说话，或者象魔鬼上了身似的只想伤害人。再不然他失踪了，你可以一整天大半夜的看不见他。有一次，他接连两天没回来。天知道他做些什么！他自己也不大清楚……其实是他的强烈的天性被狭窄的生活跟寓所拘囚着，好象关在鸡笼里，有时差点儿要爆裂了。朋友的镇静使他气恼，竟想加以伤害。他只得往外逃，用疲劳来折磨自己，在巴黎跟近郊四处乱跑，心中渺渺茫茫的希望有些奇遇，有时也真会碰到；他甚至希望闹些乱子，例如跟人打架什么的，把过于旺盛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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