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厌的汗腻。

    接着用烤面包片和苹果汁对付了早餐。由于烟和啤酒的关系，喉头竟有一股被旧棉花整个堵塞的感觉。把餐具扔进水槽之后，我挑出一套橄榄绿布西装，一件最大限度地熨烫工整的衬衣，和一条黑针织领带，抱着它们坐在客厅的空调机前。

    电视里新闻播音员自以为是地断言今天将达到本夏最高温度。我关掉电视，走进隔壁哥哥的房间，从庞大的书山里面找出几本书，歪在客厅沙发里读起来。

    两年前，哥哥留下满屋子书和一个女友。未说任何缘由便去了美国。有时她和我一起吃饭，还说我们兄弟俩实在相似得很。

    “什么地方？”我惊讶地问。

    “全部。”她说。

    或许如她所说。这也是我们轮流擦了10年皮鞋的结果，我想。

    时针指向12点。想到外面的酷热，心里不免有点发怵，但我还是系上领带，穿好西装。

    时间绰绰有余，加之无所事事，我便开车在市内缓缓兜风。街市细细长长，细长得直叫人可怜，从海边直往山前伸展开去。溪流，网球场，高尔夫球场，磷次栉比的房屋，绵绵不断的围墙，几家还算漂亮的餐馆，服装店，古旧的图书馆，夜来香姿影婆娑的草地，有猴山的公园——城市总是这副面孔。

    我沿着山麓特有的弯路转了一阵子，然后沿河畔下到海边，在河口附近下得车，把脚伸到河水里浸凉。网球场里有两个晒得红扑扑的女孩，戴着白帽和墨镜往来击球。阳光到午后骤然变得势不可挡。两人的汗珠随着球拍的挥舞飞溅在网球场上。

    我观看了5分钟。随后转身上车，放倒车座的靠背，闭目合眼，茫然听着海涛声和其间夹杂的击球声，听了好一会儿。柔和的南风送来海水的馨香和沥青路面的焦味，使得我想起往昔的夏日。女孩肌体的温存，过时的摇摆舞曲，刚刚洗过的无袖衫，在游泳池更衣室吸烟时的甘美，稍纵即逝的预感——一幕幕永无休止的甜蜜的夏日之梦。而在某一年的夏天（何时来着？），那梦便一去沓然再也不曾光临。

    两点不多不少，我把车开到爵士酒吧门前。只见鼠正坐在路旁护栏上，看卡萨扎基思的《再次上十字架的基督》。

    “她在哪？”我问。

    鼠悄然合上书，钻进车，戴上墨镜：

    “算了。”

    “算了？”

    “是算了。”

    我叹口气，松开领带，把上衣扔到后排座席，点上支烟。

    “那么，总得有个去处吧？”

    “动物园。”

    “好啊。”我应道。

    谈一下城市——我出生、成长、并且第一次同女孩睡觉的城市。

    前面临海，后面依山，侧面有座庞大的港口。其实城市很小。从港口回来，如果驱车在国道上急驰，我是概不吸烟的。因为还不等火柴擦燃车便驰过了市区。

    人口7万略多一点，这个数目5年后也几乎没变。这些人差不多都住在带有小院的二层楼里，都有小汽车，不少家有两辆。

    此数字并非我的随意想象，而是市政府统计科每年底正式发表的。拥有二层小楼住房这点确实够开心的。

    鼠的家是三层楼，天台上还带有温室。车库是沿斜坡开凿出来的地下室，父亲的“奔驰”和鼠的“凯旋tRM”相亲相爱地并排停在那里。奇怪的是，鼠家里最有家庭气氛的倒是这间车库。车库甚是宽敞，连小型飞机都似乎停得进去。里面还紧挨紧靠地摆着型号过时或厌弃不用的电视机、电冰箱、沙发、成套餐具、音响、餐柜等什物。我们经常在这里喝啤酒，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

    对鼠的父亲，我几乎一无所知，也没见过。我问过是何等人物，鼠答得倒也干脆：年纪远比他大，男性。

    听人说，鼠的父亲从前好像穷得一塌糊涂，此是战前。战争快开始时他好歹搞到一家化学药物工厂，卖起了驱虫膏。效果如何虽颇有疑问，但碰巧赶上战线向南推进，那软膏便卖得如同飞了一般。

    战争一结束，他便把软膏一古脑儿收进仓库，这回卖起了不三不四的营养剂。待朝鲜战场停火之时，又突如其来地换成了家用洗涤剂。据说成分却始终如一。我看有这可能。

    25年前，在新几内亚岛的森林里，浑身涂满驱虫膏的日本兵尸体堆积如山；如今每家每户的卫生间又堆有贴着同样商标的厕所用管道洗涤剂。

    如此这般，鼠的父亲成了阔佬。

    当然，我的朋友里也有穷人家的孩子。他的父亲是市营公共汽车的司机。有钱的公共汽车司机也未必没有，但我朋友的父亲却属于穷的那一类。因为他父母几乎都不在家，我得以时常去那里玩。他父亲不是开车就是在赛马场，母亲则一天到晚打短工。

    他是我高中同学。我们成为朋友是由一段小小的插曲引起的。

    一天午休我正在小便，他来我身旁解开裤口。我们没有交谈，差不多同时结束，一起洗手。

    “喂，有件好东西。”他一边往裤屁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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