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把李鸿章赶出北京，以便“作成一个协办大学士”，但结果以失败而告终。李鸿章所以未被”放归田里”，主观上得益于曾国藩的“秘传心法”——“挺经”，绝不奏请开缺休致；客观上则凭借于权势者们的支持，慈禧、奕“眷念鸿章旧劳，始终欲保全之。”

    ②李鸿章虽被投闲置散，但每盱衡时势，既为自己洋务事业的破产而抚膺叹息，又因无法挽救清廷的危亡而忧心忡忡。他对自己“一生事业”进行了反思，似乎有意借鉴历史经验探寻出路。他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慨叹：“功计于预定而上不行，过出于难言而人不谅，此中苦况，将向何处宣说？”他环顾左右，终于选定吴永作为宣说的对象。吴永（字渔川，浙江吴兴人）是曾国藩孙女婿，时在李幕，被李鸿章“以通家子弟相待”，“晨夕左右，几逾一载”。李鸿章经常与吴永枯坐庭院，“随意谈论”。他说：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浓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浓，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原来被引以为自豪的北洋梅陆军，在甲午战争中一触即溃的严酷现实，使李鸿章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办之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虚有其表”，外强中干。这种不幸结局，导源于“内外牵掣”，不能“放手办理”。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作“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星”，及至“破屋”“真相破露，① 永：《庚子西狩丛谈》，卷4，第114页。

    ② 金夭羽：《安徽通志稿》，李鸿章传。

    不可收拾”，怎好不从“破星”本身寻找原因，反而归咎于“裱糊匠”呢！

    李鸿章对那些“遇事弹纠，放言高论”的“言官”，深恶痛绝，每当说及，即“以足顿地，若犹有余怒者。”他认为“言官制度，最是坏事”，明朝之亡，就亡于言官。言官都是“少年新进”，不通世故，也“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藉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现在办事，举步维艰，动辄得咎，大臣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又不能坐以待毙，常常苦心孤诣，想出“一条线路，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甫将集事”，言官以为有机可乘，就群起而攻之。“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无事，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

    李鸿章抨击“言官”并不是偶然的，他与其他同僚相比，被“言官”“弹纠”的最多、最厉害，有的甚至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认为自己所倡导的“和戎”与“变法”之所以难于奏效，“言官”的阻挠破坏是一个重要因素。“言官”问题，关键不在于个人，而在于制度。当然他全盘否定“言官制度”，意气多于冷静分析，不肯反躬自省，而一味委过于人。“言官”虽有“摭拾浮词”、“肆口妄言”、“党同伐异”、“受人请托”等等弊端，但也不乏深切时政从实直陈者，对纠正失谬颇有裨益。

    李鸿章曾批评曾国藩晚年求退为无益之请，公开为恋栈苟安、争权夺势的思想行径辩解。他说：“今人多讳言‘热中’二字，予独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热中。仕则慕君，士人以身许国，上致下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予今不得于君，安能不热中耶？”

    ①这表明李鸿章并不甘心久居散地，热中于争取清廷的信任，东山再起，重游宦海。正如时人所说的：“李鸿章叠经参劾之后，入居清近之任，不思引退，常恨失权，图度数月”。

    ②1896年2月陷于穷途末路的李鸿章接受了出访欧美的重任，新的使命使之萌发了绝路逢生之感，他欣喜地说：

    某当辞华赴俄之日，自知前半生行事，于此已作一大结束。……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者，诚为某今日咏矣。

    ③① 吴永：《赓子西狩丛谈》，卷4，第112页。

    ② 李宗侗：《光绪中俄密约之交涉与签订》，《传记文学》，第36卷，第5期。

    ③ 蔡尔康、林乐知：《李鸿章历聘欧美记》，第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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