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始则提出“必俟兵齐，秋收后始能协力前进”；继而声称“陆军劳费万端，必有四万余人，厚集兵力，分布前敌后路，庶可无虞。”

    ④李鸿章对前者褒以“自系老成之见”，对后者则未置可否。光绪览奏，“殊深疑闷”，特于9月 4日严令李鸿章对“所言分布进剿机宜”，“妥筹具奏”，“不得以兵未全到，束手以待敌人之攻”，并警告他“慎毋稍涉大意，致有疏虞，自干咎戾也。

    懔之！慎之！”

    ①就这样，一个要“先发制人”，一个坚持“株守以待”，争论不休。光绪“屡促进剿，而李鸿章总以兵力不敷为言”，致使日本得以乘机加紧备战，“密为布置， 修治台垒，造置铁路，守御益固，攻取益难。”

    ②李鸿章坚持“株守以待”的消极防御方针，使清军失掉了主动出击的有利时机， 导致平壤战役的失败。

    关于北洋舰队的作战方针，光绪与李鸿章的分歧，也集中在积极还是消极防御上。

    丰岛海战之后，李鸿章一面电告清廷有关战况，一面命令丁汝昌“统带铁快各船，驰赴朝鲜洋面，相机迎击。”在不到二十天时间里，丁汝昌曾奉命三次赴朝鲜洋面梭巡。8月3 日光绪质问李鸿章：“前据电称，丁汝昌寻倭船不遇，折回威海卫，布置防务。威海避处东境，并非敌锋所指，究竟有何措置？抑藉此为藏身之固？”并令李鸿章察看丁汝昌“有无畏葸纵寇情事”

    ③。李鸿章一面为丁汝昌辩解，一面电示丁汝昌：“参折甚多，谕旨极严、汝① 《发北洋大臣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6，第6页。

    ② 《寄平壤盛军卫统领》，《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6，第40页。

    ③ 《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6，第39页。

    ④ 《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9，第9页。

    ① 《军机处寄北洋大臣李鸿章上谕》，《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9，第13页。

    ②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9，第25页。

    ③ 《发北洋大臣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6，第7页。

    当振刷精神，训励将士，放胆出力。”

    ④8月13 日李鸿章鉴于日本海军“乘虚往来威海、旅顺肆扰，各处告警”，并有赴山海关、秦皇岛截夺铁路之谣，因而责令丁汝昌：“此正海军将士拼命出头之日，务即跟踪，尽力剿洗，肃清洋面为要，不可偷懒畏葸干咎。”

    ①然而，一纸电令，并未能改变丁氏的“偷懒畏葸”。当时光绪“屡催设法接济”牙山叶志超军。据说光绪“深怒海军不能救援叶军，诘责庆邸，掷碎茶碗，谓丁汝昌不能战，糜费许多饷何益？”

    ②由于丁汝昌“气馁”，“海军胆怯”，“水路无从接济”，叶志超军面临覆没的危险。于是，李鸿章电令叶志超向东边汉江上游水浅处觅间道北移。

    当时日本海军声东击西，经常窜到威海、旅顺等处“施放空炮，旋即远网”。8月23日光绪判断日舰“难保不乘我之懈，再来猛扑”，于是指示丁汝昌将北洋舰队的防御重点从朝鲜洋面转移到威海、烟台、旅顺和大连湾等处，扼守“北洋要隘，大沽门户”。光绪的主张同李鸿章的想法颇为相似。8月29日李鸿章上书光绪，建议采取“保船制敌之方”。他认为中国“今日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中国“快船不敌”日本，倘与日本“驰逐大洋，胜负实未可知，万一挫失，即赶紧设法添购，亦不济急”。

    他主张中国海军不必与日本海军“拼击”，“但令游戈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日本“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这样不仅北洋门户“恃以无虞”，而且威海与朝鲜仁川—水相望，日本因担心中国海军东渡袭其陆军后路，就不敢让其海军舰队全部驶寓仁川进犯中国各口。8月31日光绪肯定了李鸿章的“严防威旅门户，为保船制敌之计”。

    光绪与李鸿章的一致之处，是放弃争夺黄海制海权，严防威旅门户，保船制敌。这就既使援朝陆军陷于孤立，又把战火引进北洋沿岸，显然是一太失策。英国人格伦指出：“中国于开战之初，已不以海军争夺制海权，徒造屈服失败之因，自身承诺将战地置于中国沿岸，岂不怪哉！”

    ①光绪与李鸿章之间的分歧，则在于是否“相机迎击，以期力挫敌锋”。

    黄海战后，由于李鸿章处处迁就丁汝昌，致使这种分歧更加突出。9月29日光绪根据赫德的“倭兵三队来华，头队指黄海”的消息，谕令李鸿章：“威、旅及内海各口防务十分紧急，海军修补之船须赶紧准备护口迎敌”

    ②。10月2—13日间，李鸿章多次指示丁汝昌：率定、镇等舰“出巡威湾旅一带”。10月17日丁汝昌虽然率舰出巡，但却从旅顺驰向威海，一呆就是十天。在此期间，日舰护送陆军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李鸿章获悉后，立即电令丁汝昌酌带数船驰往旅湾游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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