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朝鲜“原为属国定乱”，人数既少，又“专剿内地土匪”，并没有进驻汉城和通商各口，致使中日抗争之始，日本就“着着占先”，中国则“面面受制”。

    日本出兵朝鲜，引起清政府的强烈反响。李鸿章和总署采取同一步调，分别与日本驻京公使和驻津领事反复交涉，强调中国按照保护属邦旧例，派兵“戡定内乱”，日本不必特派重兵，更不宜进入朝鲜内地，以免别滋事端。

    然而，日本断然拒绝中国方面的要求。

    清政府在阻止日本出兵朝鲜失败以后，面对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军事对峙局面，为了避免发生军事冲突，建议中日两国军队同时撤出朝鲜。日本政府为了侵占朝鲜，破坏中日关系，向清政府提出中日两国共同监督朝鲜改革内政的方案。李鸿章经与总署磋商，电令驻日公使汪凤藻批驳日本的无理要求。

    汪凤藻建议采取交通办法，“拟答四条：一，倭认韩为中属；二，华允倭会剿；三，乱定照约撤兵；四，中倭皆不干预韩政，惟劝韩自行清厘”。对于这种“以认属替会剿”的方案，李鸿章复电拒绝。他认为日本绝不会承认朝鲜为中国属国，“徒说无益”。东学党之乱，即将平定，“实无庸多兵会剿”。

    在他看来，惟有劝导朝鲜“以后自行整顿内治，彼此皆不干预，尚是正论”

    ①。

    6月21日汪凤藻遵命照会日本政府。第二天，日本政府就向汪凤藻表示：“设与贵政府所见相违，我断不能撤现驻朝鲜之兵。”

    ②清政府为了促使日本自朝鲜撤军，还从以下两个方面作了一些努力。

    李鸿章和总署认为，日本是以朝鲜“不办贼”“借口助兵”的，要使日本撤军，中朝就必须切实镇压东学党起义。他们指示袁世凯“不必促倭退兵，惟在催韩剿匪”，并饬令叶志超、聂士成“相机助剿”。在他们看来，只要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3，第25页。

    ① 《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3，第19—20页。

    ② 《北洋大臣来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3，第22页。

    能将东学党起义镇压下去，“俾外人共见，彼时约倭同撤，当较顺手。”

    ③这是由于他们轻信了日本关于“俟贼全平再撤”的谎言，尚未识破日本的侵略阴谋，因而作出此时日本“不敢遽谋吞韩”的错误判断的结果。

    李鸿章和总署还天真地以为劝导朝鲜改革内政，是消除“倭衅”的“釜底抽薪”之计。他立即指示袁世凯：“无论倭肯撤兵与否，韩必自将内政整理，除贪、奖廉、恤民、察吏，庶旁人无可借口，务随时切劝。”

    ①清政府处理朝鲜问题，主要着眼于反对日本侵略，维护中朝两国主权，同时也有保持中朝宗藩关系的意图。清政府为出兵朝鲜事给日本的照会中有“保护属邦”字样。日本政府一面力图在军事上取得先发制人的优势，一面胁迫清政府修改照会中“属邦”二字。李鸿章致电汪凤藻说：“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固不问日之认否，碍难酌改。”

    ②李鸿章将此意电告总署，得到总署的坚决支持。日本政府见此计不成，便打着“维护朝鲜独立”的旗号，胁追朝鲜否认中朝宗藩关系。朝鲜政府内部亲日势力迅速抬头。6月28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照会朝鲜政府，质问朝鲜“是否独立自主的国家？”，限期答复。李鸿章闻讯后，指示袁世凯：日本胁迫朝鲜“不认华属，断不可从”，务必劝说朝鲜国王坚持定见，如果朝鲜国王屈服于日本的压力，“竟认非华属，擅立文据”，中国定将“兴师问罪”。李鸿章的本意，是企图“以此胁韩，勿令轻许。”

    ③当时日本政府抓住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宗藩关系问题，竭力破坏中朝关系，挑动侵华战争。清政府本应顺乎历史潮流，主动废止中朝宗藩关系，积极援助朝鲜独立自强，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结成中朝两国的反侵略联盟。怎奈清朝封建统治者不识时务，抱残守缺，以致失掉朝鲜的友谊，使日本得以售其奸。

    当时清朝统治层虽然都主张“遣兵代剿”、中日共同撤军和保持中朝宗藩关系，但是在通过什么途径避免中日战争、争取和平的问题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帝党主张一面备战，一面和商，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制止日本的侵略；后党和李鸿章则倾向于和商，“以夷制夷”，对备战有一个从消极到积极的转变过程。

    李鸿章虽然早在6月14日就宣称入朝清军“此时防日较重于防匪”

    ①，把防御日本侵略提到首位；但对备战却采取消极态度，认为敌强我弱，“越国进剿，毫无把握”。慈禧担心中日开战延误自己作寿和削弱后党权势，支持李鸿章的主张。6 月中旬，汪凤藻、袁世凯皆请“厚集兵力”，遭到李鸿章的拒绝。6月22日总署电询李鸿章：“倭如添兵不已，我应否多拨以助声势，望审筹酌办。”

    ②第二天，李鸿章复电说：我若增兵，日本亦必添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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