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蹶者哉？”他还力主“开源节流”，“仿行西法”发展民用企业，设厂制造耕织机器，开采煤铁各矿，兴办轮船铁路，榷其余利，养船练兵①。

    李鸿章不仅上疏陈词，而且授意丁日昌围绕总理衙门原奏6条“筹议切实办法”。丁日昌遵嘱写成《海防条议》，请李鸿章代为上呈。《海防条议》

    实际上已经超出总理衙门所提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的范围，而是从更广泛的背景上探讨加强海防的途径，涉及经济领域的改革和近代化问题。李鸿章“披读再四”，发现丁日昌同自己意见一致，并且讲了自己想到而未敢说出的话，因而非常高兴，特地致函丁日昌说：《海防条议》

    “逐条皆有切实办法，大意似与拙作一鼻孔出气，而筹饷条内推及陆路电报、公司银行、新疆铁路，用人条内推及农商受害、须停止实职捐输，此皆鸿章意中所欲言而未敢尽情吐露者，今得淋漓大笔发挥尽致，其比喻处、痛快处，绝似坡公来书所谓现出全体怪象；虽令俗士咋舌，稍知洋务者能毋击节叹赏耶！”

    ②左宗棠的看法有所不同。他称颂总理衙门筹办海防6条“闳远精密，无少罅隙”，而反对丁日昌、李鸿章、王文韶的某些条陈。他批评丁日昌设立北东南三洋海军的建议，认为“洋防一水可通，有轮船则闻警可赴。北东南三洋只须各驻轮船，常川会哨，自有常山率然之势。若划为三洋，各专责成，则畛域攸分，翻恐因此贻误，分设专阃三提督共办一事，彼此势均力敌，意见难以相同。七省督抚不能置海防于不问，又不能强三提督以同心，则督抚亦成虚设，议论纷然，难以实效。”

    ③他既反对李鸿章暂缓西征，节饷以备海防的意见，又不赞成王文韶全力注重西征的建议，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

    ①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19—21页。

    ② 李鸿章：《复了雨生中丞》，《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5，第6页。

    ③ 《洋务运动》（一），第114页。

    在上述诸多议论中，李鸿章和左宗棠二人的主张具有代表性，他们虽然都表示支持总理衙门筹办海防六条，但在海军要不要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如何处理海防与塞防的关系问题上却存在着原则分歧。李鸿章淮系集团的主要地盘在北洋，所以李鸿章极力强调海防的重要，而视西北塞防为可有可无，甚至不惜以“渐弃新疆”为代价，来加强海防建设；同时竭力支持丁日昌建立三洋海军的主张，以便直接控制北洋海军。当然，就中国防御列强侵略的战略需要来说，李鸿章强调海防、建立海军的意向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在于不应忽视西北塞防、鼓吹“渐弃新疆”。左宗棠湘系集团的势力先在东南而后移至西北，他既看到日本侵略台湾并窥伺朝鲜、英法两国企图分别由缅甸和越南侵入我国西南诸省的事实，深感沿海防务亟待加强；又目睹阿古柏匪帮盘踞新疆、沙俄强占伊犁的罪行，深感收复新疆乃当务之急。因此，他主张水陆兼顾，一面收重新疆，一面加强海防。他对建立海军一向持积极态度，有人说他奏准设立福州船政局，“是为中国海军萌芽之始”。他认为海军应该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防止被人“挟以自重”，互分畛域，以便在抵御外国侵略的斗争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1874 年底正当各省督抚复议基本汇齐之际，同治帝病死，光绪帝继立，慈禧再度垂帘听政，因而拖至1875年3月清廷才下令“亲郡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悉心妥议，限一月内复奏。”这样，“海防议”便进入了廷议阶段。醇亲王奕支持筹办海防，并认为筹款一事，以“李鸿章之请暂罢西征为最上之策”，而“开矿挖煤”只应“试办于一省一地，可则行，不可则止”

    ①。礼亲王世铎指出：“筹办海防一事，实为今日不可再缓之举”，但不可通过“增盐厘、借洋债、开矿等”途径筹款，因为这样作，“深恐流弊易滋，诸多窒碍”。通政使于凌辰、大理寺少卿王家壁公然反对发展近代民用企业和建设近代海防，诬蔑丁日昌为“丁鬼奴”，攻击李鸿章、丁日昌“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

    以奕为首的总理衙门的结论，既驳斥了于凌辰、王家璧等反对筹办近代海防的谬论，又否定了李鸿章暂缓西征、节饷以备海防的主张，坚持了海防、塞防并重的方针，因而得到慈禧的批准，于是光绪发布上谕，任命李鸿章、沈葆桢二人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所有分洋、分任练军、设局及招致海岛华人诸议，统归该大臣等择要筹议。其如何巡历各海口，随宜布置，及提拨饷需，整顿诸税之处，均着悉心经理”，并说“此次议奏，有关西北及防范俄人事务，业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抄寄左宗棠阅看，即着该大臣通盘筹划，以固塞防厉①。

    由于清廷任命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并决定“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俟力渐充，就一划三”，所以李鸿章及其北洋海军在清朝的海防、海军建设中一开始就处于举足轻重和优先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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