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无他业也；窥其志虑，求取科名之外，无他志也。”

    ①要改革科举制度，就势必触动旧的教育体制。李鸿章深知办理对外交涉事件，必须有懂得外国语言文字，“通其志，达其意，周知其虚实诚伪”

    之人，才能“有称物平施之效”

    ②；引进西方近代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只有同造就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的人才相结合，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所有这类人才都是无法指望科举制度制约下的旧教育所能培养出来的。早在1863年江苏巡抚任上李鸿章就根据冯桂芬的建议，奏准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这个广方言馆虽说是“仿照同文馆之例”，但实际上却突破了同文馆的模式。同文馆的学生“系由八旗咨取”，实为八旗子弟学校。而上海广方言馆则招收近郡文童，“候补佐杂及绅士中有年及弱冠愿入馆学习者，一体准保进馆学习”

    ③。同文馆是外语学校，而上海广方言馆则不仅培养“精熟西文”的翻译人才，而且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和制造技术。同文馆学习外语“如能纯熟， 即奏请给以优奖，庶不致日久废弛。”上海广方言馆则规定：文童学生“学成之后，送本省督抚考验，作为该县附学生，准其应试”

    ①，以便谋取科甲正途出身。

    上海广方言馆和北京同文馆一样，作为传统教育的对立面，在当时无疑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1869 年上海广方言馆并入江南制造总局，招收 15—20岁的学生入学，学习汉文、英文、法文、算学、舆地等课程，4年毕业。

    在创办上海广方言馆的第二年，李鸿章乘答复总署有关学制外国武器问题询问之机，首次向清廷提出变通考试功今、“专设一科取士”的问题。他认为传统的科举制度排斥科学技术教育， 是中国人才缺乏和技术落后的原因② 郑观应：《考试》上，《盛世危言》，《郑观应集》，上册，第296页。

    ① 汤成烈：《学校篇》上，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65，礼政五，学校下。

    ② 《同治二年二月初十日江苏巡抚李鸿章奏》，《洋务运动》（一），第139页。

    ③ 李鸿章：《请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第12页。

    ① 李鸿章：《请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第12页。

    之一。中国只有“学习外国利器”，才能“自强”而与外国并驾齐驱，而“学习外国利器”的关键在于引进外国的“制器之器”和培养自己的“制器主人”。

    他正是从学习西方近代的军事装备和机器生产、造就掌握近代工程技术的人才出发，呼请“专设一科取士”的。他所提出的“专设一科取士”的主张，深受冯桂芬思想的影响，而略胜于同俦。当时冯桂芬正在李鸿章幕府，“有大政或遇事变，得所咨度”，冯桂芬“每一书成，远近学者争快睹焉”

    ②，李鸿章自然也不会例外。冯桂芬在《改科举议》和《制洋器议》两文中，主张“改定科举”与“特设一科”“并行不悖”，而“特设一科”的目的则在于引导“聪明智巧之士”“以从事于制器尚象之途”，“自造自修自用”西方坚船利炮。很显然，冯、李关于“专设一科取士”的设想如出一辙。冯、李企图把西方近代工程技术引进科举，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当然，李鸿章毕竟不是冯桂芬，他尚未象冯桂芬那样，把“改定科举”与“特设一科”结合起来，而只是主张在原有“科目”之外另立一科罢了。1867年李鸿章代呈藩司丁日昌条款，主张对“文场科举之制，略为变通”：

    取士兼求实用之才，戚继光云：所用非所学，所习非所用，最为兵家大害。夫岂独治兵也哉？今之儒者，殚心劳神于八股文字，及出而致用也，闭户造车，或不能出门合辙，似应于文场科举之制，略为变通。拟分为八科，以求实济。一曰忠信笃敬，以觇其品。二曰直言时事，以觇其识。三曰考证经史百家，以觇其学。四曰试帖括诗赋，以觇其才。五曰询刑名钱谷，以觇其长于吏治。六曰询山川形势，军法进退，以觇其能兵。七曰考算数格致，以觇其通，问机器制作，以尽其能。八曰试以外国情势利弊，言语文字，以觇其能否不致辱命。上以实求，下亦必以实应，并特设一馆，延致奇技异能之士，则人才将日出而不竭，即海外华人之抱负绝艺者，亦将返中国以营爵禄。

    ①这个“条款”实际上是李鸿章借丁日昌之口表达自己“所欲言而未敢尽情吐露者”。因为丁日昌深受李鸿章倚重，丁氏恳祈李鸿章代呈的“条款”

    内容，事先不征得李鸿章的同意是不可思议的，更何况丁氏“条款”内容还来自早期维新志士王韬的《代上苏抚李官保书》呢！1864年避居香港的王韬为黄胜代写了上李鸿章书，并“别录副本”送交丁日昌。王韬认为“人材者，国势之所系也，国家之有人材，犹人身之有精神。”为了“振作人材，增重国势”，必须改革取士制度。他写道：

    江左既已久罢科场，许行荐举，则所以荐举者仍在语言文字乎？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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