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强之外，还来自国内的顽固守旧势力。

    当时因循守旧的风气弥漫全国，蒙昧无知而又侈然自大的官僚士大夫们盘踞要津。这些顽固派承袭着“神明华胄”的荣光，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闭目塞听，不知道世界形势的变化，不承认中国的衰弱，他们站在古旧的封建主义立场上，攻击李鸿章等洋务派“舍己从人，变乱成法”，“用夷变夏”，幻想把中国拖回到闭关自守的一统天下的旧时代里去。李鸿章深知只有取得清廷中枢的支持，才能排除顽固派的干扰，实现“自强”的理想。他把目光投射到奕、陈廷经身上，企图通过他们打通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这道关节，开拓“自强”之路。由于“扶倾定危”而烜赫一时的奕，以议政王的名义，掌管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总揽内政外交大权。他辅佐慈禧，倡导“自强”，力图使日益衰微的大清王朝得以“中兴”。1864年5月李鸿章致函以奕为首的总理衙门，阐明了关于学习外国利器、引进外国“制器之器”和培养自己“制器之人”的“自强”主张；抨击了顽固守旧势力，论证了“皇然变计”

    的必要性。他指出：

    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

    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

    ①他以海外区区小国日本及时改辙向西方学习而获得成功为例，断言中国一向讲求“穷极而通之故”，理应并完全“可以皇然变计”。奕等认为李鸿章“思虑防微”，与他们的想法不谋而合，因而于6月特地上疏陈言，并“将李鸿章来函录呈御览”。他们指出：“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现在应该以“剿贼”为名，“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有事可以御侮，② 《海防档》丙，机器局（一），第14页。

    ① 《同治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折附江苏巡托李鸿章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函》，《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25，第9、10页。

    无事可以示威。”他们请饬火器营于曾经学制军火弁兵内拣派武弁3名、兵丁40名，发往江苏，交李鸿章差委，专令学习外洋炸炮炸弹及各种军火机器与制器之器，“务得西人之秘”。慈禧赞赏奕等人的主张，当即下谕批准奕等人的建议。慈禧的这一举动，固然是出于加强满洲贵族军事力量的需要，但她肯定练兵、制器以图自强的方针，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

    同年10月李鸿章再次致函以奕为首的总理衙门，交织着忧虑和期望地说：“洋人以船炮为性命”，但中国却“素不讲求，一旦改弦更张，智者虑其难成，愚者诧为多事。”然而外国侵略者业已“揍集海口”，“深入长江”，它们“藐视中国，非可以口舌争，稍有衅端，动辄胁制，中国一无足恃，未可轻言抵御，则须似求洋法习洋器为自立张本，或俟经费稍裕，酌择试办，祈王爷大人加意焉。”李鸿章还将上海道丁日昌密禀一件，附抄呈览。丁日昌提议“建设制造夹板火轮船厂”、“并准中国富绅收买轮船夹板，以裕财源而资调遣”。李鸿章推崇丁日昌“识议闳远”，并表示要设立制造外国船厂，“须以广购机器为第一义，精求洋匠为第二义。”

    ①奕等人十分欣赏李、丁建议，致函李鸿章说：丁日昌密禀“实能宣本衙门未宣之隐”，“阁下谓设立外国船厂，以广购机器为第一义，精求洋匠为第二义，下手功夫，有此把握，尤为切中机宜”，而“函内求洋法习洋器为自主张本之语，深心已露端倪，仍希随时悉心筹酌，其一切章程及如何筹划经费之处，统由阁下通盘核计入告”。

    ①李鸿章对待奕，暗中贬之为“庸鄙无远识”，明里却邀宠以借重之，因而密切地注视着奕的宦海浮沉。奕支持慈禧垂帘听政，慈禧则授权奕主持中枢。一个外国人描写当时的局势是两个当权者，“在谨慎地互相监督着。”1865年3月31日编修蔡寿祺疏劾奕揽权纳贿，词连曾国藩等汉族重臣。慈禧觉得自己脚跟已经站稳，对政务也“渐皆了然”，因而决意借机打击奕，压制曾国藩等汉族大臣，以便集权于一身，特于4月2日诏责奕妄自尊大，目无君上，诸多挟制，取巧妄陈，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慈禧此举，震惊朝野。大学士倭仁公然出面赞助。曾国藩见到谕旨，读之寒心惴栗之至，竟日忡忡。由于外国公使干预和朝廷戚旧进谏，慈禧被迫让步，命奕仍在内廷行走，掌管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但他的议政王的称号却被永远地剥夺了。李鸿章没有象曾国藩那样“惄然不安”

    ②，而是静观朝局的演变。他两次致函曾国藩说：“恭邸近事，轩然大波，倏忽转幻，朝廷听谗可畏，从谏亦可喜也。”“恭邸似可渐复，惟与艮相（倭仁字艮峰）嫌隙日深，仍恐波澜未已。”

    ③除了借重奕外，李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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