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生活情理。他在《韦小宝这小家伙》一文中说过：“西洋戏剧的研究者分析，戏剧与小说的情节，基本上只有三十六种。也可以说，人生的戏剧很难越得出这三十六种变型。然而过去已有千千万万种戏剧与小说写了出来，今后仍会有千千万万种新的戏剧上演，有千千万万种小说发表。人们并不会因情节的重复而感到厌倦。因为戏剧与小说中人物的个性并不相同。当然，作者表现的方式和手法也各有不同。”2

    武侠小说作为通俗小说的一种，有它自己的叙事模式。最常见的是“复仇模式”和“抢宝模式”。所谓“复仇模式”，就是正派人物突然遇上一场灭门惨祸，然后遗孤刻苦学艺，掌握高强武功之后寻访仇人，实现报仇雪恨的愿望。曲折一点的，又加上报仇过程中主人公爱上了仇人的儿女或徒弟。所谓“抢宝模式”，这“宝”可能是财富，也可能是极厉害的兵器或武学典籍，还可能是灵丹妙药之类。另外再有“伏魔”或“争雄”模式：武林中一股邪恶势力崛起，屡屡残害正派人物，大有称霸江湖之势，英雄主人公充当盟主，率领群雄与邪派决战取胜。还有一种是“抗暴模式”，即主持正义，抵抗暴政，反对侵凌弱小。金庸小说里，大体上这几种模式都有。像《碧血剑》，就是写袁承志为他父亲袁崇焕复仇，还隐伏着金蛇郎君复仇的副线。像《连城诀》和《倚天屠龙记》，就以“抢宝模式”为主。像《笑做江湖》，近于“伏魔模式”。像最早的《书剑恩仇录》以反异族统治为背景，接近“抗暴模式”。金庸的高明之处在于借用某种模式，又不简单落入某种模式。他总是不断变换，尽可能不让模式捆住自己手脚，经常把武侠小说的不同模式综合起来运用，甚至还吸取侦探小说、推理小说或言情小说的某些模式（例如“情变模式”）用到自己的武侠小说中。即使早年写的《射雕英雄传》，也是综合了多种模式，兼取不同的长处。像郭啸天、杨铁心两家家破人亡，他们的孩子郭靖、杨康长大了要报仇，应该算“复仇模式”吧。但中间插入郭靖、杨康分别由江南七怪和长春子丘处机教习武功，约定十八年后比武决胜，作为故事的主要线索，又展现了各帮各派武林人物的神奇功夫以及他们之间为争夺《武穆遗书》和《九明真经》展开的斗争。这就突破了“复仇模式”，又像是“争雄”、“抗暴”和“抢宝”了。至于“江南七怪”六人遭害之谜的揭破，更有点侦探推理小说的味道。《神雕侠侣》集中写杨过的曲折成长道路，以及他与小龙女之间誓死不渝的爱情故事，却也贯穿了争夺所谓《**》、《九阳真经》之类武功秘籍的情节，而且放在抗元抗暴的背景上，也是多种模式都有。作者真正注意的不是模式，而是人物性格。故事线索和情节焦点，都是从人物性格着眼来设置的。金庸曾说：“我个人写武侠小说的理想是塑造人物。……我构思的时候，亦是以主角为中心，先想几个主要人物的个性是如何，情节也是配合主角的个性，这个人有怎样的性格，才会发生怎样的事情。”3因而，这些情节在自己的范围内比较坚实，经得住推敲。而且越到后来，小说情节的设计也越加严整和圆熟。（101最近新书也尝试这种构思手法了，确实很有用，比那个情节塑造性格的流派好用多了，大家别信那个，那个纯粹坑爹的说法！我这本扑街书就是先想的情节，后把人物放进去，结果人物性格变成了冲动好出头，奶奶腿儿的，把读者给看跑了。）

    二曰复式悬念，环环相套

    小说，尤其以故事擅长的武侠侦探类小说，都要设置和利用悬念。然而其间成就的高低上下，却不可以道里计。中国古典小说常用悬念，担较多用在两回之间或故事中间，这与说书人吊听众胃口有关。金庸的悬念是近代小说家的用法：不仅用在故事中间，更用在小说开头。《侠客行》、《天龙八部》都是一开头就进入矛盾，令人关切。《笑傲江湖》更是一上来就有异常紧张的场面：福威嫖局的少爷林平之与人斗殴，在被迫无奈杀死一个姓余的四川人之后，当夜，漂局里就不断死人，一个个嫖师被人杀死，而且全身没有一点伤痕。全嫖局竟接连死了二十多人。敌人在地上写血字：“出门十步者死！”一片恐怖气氛。总嫖头林震南解剖死者尸体，才发现对手原来是青城派高手，使用了很厉害的“摧心掌”：能在不伤皮肤外表的情况下，把心脏震成许多碎片。林震南夫妇在这种情况下只得弃家外逃，很快就被青城派抓了起来，只剩下少爷林平之被人救出后逃走。小说第一章就摆出了一大堆悬念：林家嫖局这种悲惨局面的出现，到底是怎么回事？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林平之逃走以后结果又怎样？他能够在将来练就武功，报仇雪很吗？——这一些悬念促使读者迫不及待地要读下去，想了解事情的究竟。而在故事展开的过程中，原有的悬念尚未完全解开，小说作者又制造和安排了一连串新的悬念：大名鼎鼎的衡山派高手刘正风金盆洗手，想摆脱江湖上的是非，却受到嵩山派等五岳剑派的坚决阻拦，甚至刘正风全家都会被杀，这到底因为什么？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救了遇难的小尼姑，自己身受重伤，几乎性命不保，为什么还有人要中伤他？等等。这样一环紧扣一环，使读者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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