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１６２５年发表了“战争与和平法”，因此而享盛名。格老秀斯的这部著作曾被德国人普芬道夫加以发挥。普芬道夫就是“自然法与国际法”巨著（共八卷）的作者，他于１６７３年又发表了一个简编：“人与公民的义务”。

    这两位法学家的著作，已经在十八世纪初年由法国新教徒巴尔贝拉克译成法文。巴尔贝拉克为传布这两位法学家的学说，曾以很大的努力对他们的学说加以明白通俗的解释，使它变得不太难懂，而且有的地方还作了修正。

    最后，“自然法的原则”（１７４７年）和“政治法的原则”（１７５１年）的作者日内瓦人布尔拉马基也曾把上述两位法学家的学说通俗化了，但没有加入任何新的东西。

    自然法学派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摧毁了神权学说。这些新教徒们曾努力把国家从天主教的神学势力中拯救出来，因此他们的学说在十八世纪奉行新教的国家里，取得了合法的地位。所有这些新教徒们都想象着一种假定的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生活的人们，都是自由和平等的；为了要过渡到文明状态，人们订立了一个契约，或者自愿地，或者出于不得已（例如由于征服者的权利），都服从一个政治权威。在这种契约里，人们可以要求制定一些保障自由的条款，由此便产生了各项根本法。因此，主权的源泉就是人民；而主张神权学说的人们，则认为一切权力皆出于神。按照圣保罗的说法“一切权力都来自上帝”。至于主权的行使可以在两个极端之间（君主专制制度与全民的民主制度）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格老秀斯利普芬道夫是十七世纪的资产阶级代表，是君主专制制度的拥护者。至于巴尔贝拉克和布尔拉马基在十八世纪已经不再是君主专制主义者了；他们承认人民有抵抗暴政的权利。但他们并不因此而成为民主主义者。正准备写“政治制度”一书的卢梭，读了他们的著作以后，一面采用了他们学说中的某些主要原则，同时却起而反对他们。在“社会契约论”里（第二卷，第二章），他谴责格老秀斯“剥夺了人民一切权利”；他说格老秀斯本人和格老秀斯一派的学者，甚至连巴尔贝拉克在内都是被君主收买了的，因为“真理不是一条使人成名的途径，而人民既不会给他们公使或教授的职位，也不会给他们年金”（同上书第二卷，第二章）。

    由此可见，卢梭一方面是自然法学派的继承者，同时又是他们的敌人，因为他们不是民主主义者。

    卢梭也读过霍布斯（１５８８—１６７９年）的著作。霍布斯是一位深刻而有权威的思想家，在他写的“论公民”（１６４２年）和“利维坦”（１６５１年）两书里，建立了一种关于君主专制制度的独特的理论。霍布斯从唯物论的前提出发，指出在自然状态中，“人对人象狼一样”，而自然法学派的理论家们，则继亚里士多德之后，认为人生来是具有社会性的。依照霍布斯的学说，为了避免长期战争状态的悲惨结果——死亡，人们相互间订立一个契约，根据这个契约，人们把统治他们的最高权力无条件地交给第三者（个人或团体）。这样，国家就变成一个怪物，一个利维坦，拥有一切宗教和非宗教的权力；它不会是不公正的，因为法律就是它的意志的表现。

    霍布斯马上有了很多敌人：首先是君主专制制度的拥护者们，因为他赋与这种制度以唯物的基础；其次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反对者们，因为他替暴君政治作了辩护。但是“利维坦”一书在十七世纪中叶就已译成了法文，它在当时的法国仍然有很大的影响。鲍胥爱的藏书室里也有“利维坦”一书。因为霍布斯得出那样的政治结论，百科全书派当然是要反对他的。卢梭在写“论不平等”的时期，也和他的朋友们有相同的意见。他对自然状态的概念，完全和霍布斯相反；他极力反对所谓人会自愿地投入暴君怀抱的那种理论。不过在实质上，卢梭与霍布斯的关系比与自然法学派更接近些。如果“人对人象狼一样”这种说法，在自然状态里是不真实的话，依卢梭看来，在社会里却是真实的。卢梭对于给社会中人造成不幸的种种情欲的描写，大部分是得力于霍布斯的。后来卢梭重读霍布斯的著作，便进一步地发现这位“世界上罕有的最优秀天才之一”的学问的渊深程度。“社会契约论”比“论不平等”还更受到霍布斯的影响。这位思想谨严的天才学者反对一切妥协，所以他一定会使卢梭折服的。

    在这篇论文发表的时候，从表面上看，卢梭与洛克比与霍布斯更为接近。

    霍布斯是英国的一个资产者，他在十七世纪中叶，是拥护君主专制制度的。洛克（１６３２—１７０４年）起初效忠于斯图亚特王室，后来被他们放逐了。洛克对暴君的憎恨，因南特敕令的废除（１６８５年）而更加强烈。洛克偕同奥伦治的王子威廉第三回到英国（１６８８年）后，变成了一个主张温和君主８３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制度的理论家。虽然他的天才远不及霍布斯，他究竟是那时代同贵族妥协的英国资产阶级中的一位典型的代表。在洛克的著作里，处处都表现了这种妥协的态度。他承认神的启示，但又尽可能地诉诸自然的理性。他反对为奴隶制度作辩护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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