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

    我笑了，笑自己成功地完成了对一位成功贫困生的采访。

    其实，如何对待和处理贫困问题，作为高校、作为贫困生本人，情况虽然各有各的不同，其做法也各有各的招数，但有一点大家是认同的，尤其是我们的教育工作者群体更加这样认为，那就是学习好本身就是一条理想的出路。

    谁不想学习好？然而想学习好并不一定就能成功。对一个生活困难的大学生来说，有时想好好学习却也未必成为可能。南大的屠娟同学从小在南京重点中、小学成长，有着较好的学习环境，而且她很聪慧。可是那些从边远地区或大山里走出来的同学，比起她来则要不幸得多。北京医科大学的一位女生告诉我，虽然她是当年河南考生中的佼佼者，但进了京城的大学才发现自己的知识面和以前中学的教育水平明显差许多。比如现在大学实行英语“四级”考试制，这就得有相当的听力和口语水平，可是她从前在中学念书时连什么是“随身听”都没见过，别说进行什么“语音训练”，她所有的英语是在一块黑板和几个练习本本上完成的。如今大学里要求那么高的外语听力、口语方面的能力，像她这样来自大山和边远地区的农家儿女的基础水平，就无法与城市学生相比。

    拿一个高高的考分进入大学，却不能成为学习和成绩上的佼佼者，几乎是农家弟子与城里学生的最显著区别。而那些贫困学生们所面临的难题就更是多出几倍。为了明天的学费和买饭钱，本来一堂必须听的课他则不能听了；本来考试前应该多一些的自习时间，但他因为预先安排好的打工或家教而只得放弃……这样的事太多太多，故而贫困生们承载的又何止是简单的基础水平问题。

    但他们清楚，生活从不同情弱者，大学更不是穷人的慈善机构，所有成绩上的败兵，你无论有多少充足的理由，都将被神圣的殿堂沦为下人。

    学习好——是所有走进“象牙塔”的大学生必须完成的最终目标，每一位贫困生也毫不例外。他们因此比别人付出更高昂的代价。

    上海同济大学的吕咸涛同学不相信有人给贫困生下的“口袋与成绩单里都装着。”的定语，为此他制定了一份长时间的“午夜自修学习表”——因为他不能不打工，贫困的家里已经为他做了力所能及的全部，故而他必须有足够的打工收入来确保自己的学费与生活费。一天24小时，一星期七天，老天的“法则”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五天学习或工作，两天留下自己支配。但吕咸涛与诸多需要靠打工来维系大学生活的同学一样，他得在同样的时间里多干出以下几件事：每周三次外加周六、周日两次到一家超市打工，每次上班时间6至9小时。第二件事是每周两次的家教，每次两小时。完成如此两件事约计工作时间50小时，如果加上来回路途用去的时间约计55小时。不算不在意，一算也许对许多同为学生的人来说，才能真正体味贫困生们的艰辛。这道算术题谁都会算，吕咸涛等同学在一个星期里要比别人每天平均多付出8小时的劳动。8小时是什么概念？8小时是国际劳工部门规定的每个就业者在一天里最长的“法定劳动时间”。这种简单的分析说明了吕咸涛同学每天的学习和打工时间共为16小时。他的一天仅剩了8小时，这中间包括吃饭、睡觉……然而他不能将这宝贵的8小时全部用于吃饭和睡觉——他要跟上别人一样的学习水平，因此他必须自修，因此他就只能定一个长期的“午夜自修学习表”。

    多少个午夜11点开始，上海同济大学的校园内夜阑人静，而某教室的灯光则分外明烁地依然亮着。正在贪婪自学的吕咸涛似乎从没感觉宽大的教室里只剩下了他一个人，你看他偶尔抬头做几下眼保健操后，又伏案很久很久……嗯，是不是太晚了？可不，已经清晨2点了！小吕赶紧收拾书包，关好灯后往宿舍跑。坏了，大门又被值班的师傅给锁了。得，还是回到教室去吧。于是，他又重新开灯、打开书本……多数时候他是清醒的，再自修一会儿，就该眯盹儿了，因为明天还有明天的课程与打工内容。也有少数时候他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直到外滩的钟声在耳边响起……

    他的一天中，只有上、下午的第二节课间是最快乐和惬意的，因为这是大课间，可以与同学们轻轻松松地聊聊天，或者欢欢快快地娱乐几下。他的一星期中，只有每个周日的上午是彻底“放纵”的时间，因为这个时间既没有课，也不打工，他有意痛痛快快睡上一大觉，以此恢复整个星期的精力，并为下个七天养精蓄锐。

    他珍惜大学有那么好的学习与生活环境。比起过去曾经就读的那所乡间的破旧中学，吕咸涛觉得同济大学真的是殿堂。他上的那个中学要什么没什么，在他吕咸涛之前竟有五年之久没有一个人考上过大学，如果不是1995年吕咸涛获得全区第一名的高考成绩，这所破旧而无建树的中学就可能已经永远地被撤消了。当地人至今仍流传着“好学生吕咸涛拯救了一所中学”的轶事。上大学了，又是同济这样的名牌大学，吕咸涛觉得自己是一个来自穷地方的穷孩子，现在有了这么好的条件，再不好好学习，简直就是一种犯罪，一种对知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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