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9日正式在报上刊发公告的，两天后的12月11日，人们从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中知道了王三运出任甘肃省委书记。当人民网记者在开放日上问到“三牛事件”时，王三运书记非常肯定地回答：“我认为这是很有勇气的，是很有智慧的，是很有激情的，也是很有作为的一项举措。我对这个事评价很高。”

    这也许是官方级别最高的人物就“三牛风波”所作的结论性的公开表态。之后的时间里，我们已经很少看到就这一事件还有什么奇谈怪论。

    然而就在王三运书记向中外记者阐述对“三牛风波”看法的同一天，武威的火荣贵书记也在他们组织部举办的“公选”干部培训班上发表了一个长达3个多小时的讲话，读后令我心情难平……

    火荣贵在这次讲话中讲的几件事，我在写作时征求过他们的意见能不能发表。他说有没有不可以宣扬的“家丑”并不等于我们武威是不是比别的地方更“丑”，西部有些地方比我们这儿可能更严重。我相信他的这一说法。

    中央为什么在近期一再提到“解放思想”的问题？是因为中国通过30多年改革开放，已经完成了现代化进程的初期阶段的奋斗历程，国家比以前强大多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我们的经济总量实力进入了“世界第二强”。在这样的重要历史阶段，社会各个方面暴露出的问题则更多，更让我们常常措手不及、难以应对。转型时期呈现的许多社会矛盾和心理冲突，纠结在一起时，会变得很敏感。一件小小的事情、一个看起来不足挂齿的人的某种行为，都能引发社会公众在心理上动摇对国家、对民族的基本感情，甚至对我党的执政能力和现实生活产生颠覆性的基本价值判断。这难道不是非常危险吗？

    另一方面，许多人看到今天的中国如此强大，认为没有必要再谈“解放思想”。其实这部分人的这种想法同样危险，因为他们看不到国家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和发展的机遇与困境，依然抱着守旧的意识在等待天上掉馅饼，或者顺着潮流碰运气，其结果是他们的思想更加僵化、更加固步自封，即使上帝给他喜马拉雅山冰雪融化的推力也白搭。

    还有一种人的意识和思想更危险，甚至可怕：他们吃的穿的和享受的，皆是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好处，皆是我党英明领导和全体人民努力奋斗带来的好处，但他们仍然不能满足，缺乏基本的感恩之心和感激之情，总是站在极端自私、极端狭隘的立场上，在窥测和挑剔执政党和执政者及社会进步中的每一个边角的、边缘的、非主流的问题，进行无限度地放大和歪曲，总是以所谓的“进步”、“文明”、“人性”、“仁爱”、“公平”等等好听悦耳的话语，来对现实的今天横加指责，从而达到满足个人的个性和利益的目的；有的甚至不是从基本的利益和基本的价值出发的，只是抱着让社会“好看”、让执政者出丑的心态在声嘶力竭地叫喊着某种“诉求”，细细拨开他们这种所谓的“诉求”的面纱时，会发现竟然是那么的无聊和低级。但我们万不能小视这种无聊和低级，因为它常常被反动的、落后的、敌视我们的势力所利用。这种人的所做所为，看起来并没有直接代表着敌对势力的利益，但其实是在帮助敌对势力实现着他们不可能实现的某种阴谋和目的。这不是更可怕吗？

    今天的中国，解放思想依然不是简单的进与退的问题，而且还包含着兴与亡的历史选择。

    从中东到利比亚、到叙利亚，再到南海问题，难道我们还没有看清世界上某种强大而不可告人的势力在对我们中国的发展和崛起，试图实施拔刀拦路、枪炮阻击的形势？

    中国如何办？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早已给了我们明确的答案：解放思想一刻也不能停，解放思想是我们民族发展、国家昌盛、人民幸福安居和战胜一切、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的法宝！

    有人认为，解放思想是那些发展快、与外部接轨容易和邻近西方世界的发达地区才需要。那肯定是错的。历史从另一方面也早已证明，越落后、越边缘、越保守的地方才越需要解放思想。

    有人认为，GDP已经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人民生活到了小康水平的发达地区就可以不要解放思想了。那肯定也是错的。不说当今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不说物质世界不能代表精神文明，就说一个简单的事：某地方一个村民闹事、某工厂一样毒胶囊、某城市一次火灾、某地方发生一次高铁事故……你能再维持原有的快速发展与和谐社会气氛吗？没有了基本的建设环境、没有了民众心平气和的社会环境、没有了上下内外团结一致的心理环境，你还能发展什么？幸福什么？

    靠什么来解决这些已经在我们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呢？解放思想和理想信仰。

    思想解放者，才会有理想和信仰。理想和信仰的建立，是需要在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形成、产生并实现完美和坚定下来。

    关于“三牛风波”，有人认为这是火荣贵和武威人钻了现有人事制度上的某些“空子”给自己做了一次秀，或者说是甘肃和武威与清华大学“合谋”导演了这场企图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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